任松林先生是物理学博士，美国华裔科技工作者， 2012年退休后，主要从事抗战和国民政府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任松林先生的父母都曾在北平军事法庭工作过，其父亲任钟垿任当时首席检察官，母亲潘瑜为少校通译官。任松林在接受采访中，结合自己多年的资料整理、研究工作，详实地回忆了任钟垿在那段时间参与审理日犯的重点案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年法庭工作人员严谨执法的专业素养。

　　法庭成立最早成效明显

　　人民法院报：北平军事法庭是当时国内10个审判日犯军事法庭中成立最早的，从当时的媒体报道来看，该法庭审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都很高，其中不少做法甚至为国内其他法庭所效仿，请您介绍一下所了解的情况。

　　任松林：从时间上看，北平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10日开庭，比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早了近一个月（后者开庭时间为同年5月3日）。

　　据目前找到的资料，北平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22日第一批就起诉了日本战犯34名；从1946年4月10日开庭，到1946年6月15日，两个月就开庭9次，判决了9批战犯，整个审判的周期从立案侦查到宣判只有四五个月，效率是10个军事法庭中最高的。国民政府国防部负责人曾谈到，“第11战区长官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成绩为各地第一。”

　　1946年9月28日，北平军事法庭首次枪决日本战犯，执行日犯山口利春死刑。该犯曾任北平丰台警务段所长，在北平施酷刑致死30余人，在冀东曾活埋中国人100余人。由于山口利春是北平第一位被执行死刑的日本战犯，法庭出动5辆汽车和一个排的宪兵，由首席检察官任钟垿主持，书记官李啸楼、翻译官潘瑜和副官陈宪章等陪同监刑。车队经西四、西单出正阳门，到天桥法场插死囚标游街，中午在天桥法场执行枪决。数十万市民沿途观看，万民欢腾，如同过节，北平各报争相报道。此后此一形式成为北平执行日本战犯死刑的标准程序，也为其他军事法庭所借鉴。

　　父亲紧急抓获遣返日犯

　　人民法院报：任先生的父母都曾在北平军事法庭任职，请介绍下他们的相关状况。

　　任松林：我的父亲任钟垿，字节丞（1910-1975），山西汾阳人，山西政法学堂毕业，长期从事法律工作，任职地方法院，抗战前曾任山西河津和大同地方法院院长、县长等职。抗战后，他曾任职于国民政府军第2战区、第5战区、第11战区、汉中行营，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抗战胜利后，汉中行营改为北平行辕（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辕），接收北平。1945年至1948年，他任职于北平行辕军法处和北平军事法庭，任首席检察官，军阶上校，负责起诉和审判华北地区的日本战犯和军事汉奸，直到1948年6月北平审理日本战犯结束，退役成为执业律师。1949年以后，受政治运动影响，他再未从事法律工作。后被下放到北京第五建筑公司当工人，于1975年去世，享年64岁。

　　我的母亲潘瑜，字寿康（1921-1974），安徽婺源人（婺源县现划归江西省管辖），小时候曾留学日本，抗战开始返回中国，从事教育。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8年，任职北平军事法庭，为少校通译官，参与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和审理工作，担当法庭口头通译。她一生从事教育，参与国民政府审理日本战犯是她唯一的从政职务。后受政治运动冲击，于1974年4月去世，年仅52岁。

　　人民法院报：作为亲历者的后人，您相关的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件有哪些？

　　任松林：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我家所有的历史资料都遗失了。后来我通过记忆追寻父母的历史，在档案、书籍和文章里找到了一些线索，但都支离破碎，很难全面。如要完整地还原北平军事法庭审判日犯的历史，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下面提到的3个案子，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

　　一是有关审判日犯石上保的案件。当时，北平的汾阳同乡会的乡亲向我父亲控告日据时期山西汾阳日本宪兵队长石上保和翻译白天瑞带兵制造多起惨案，在汾阳县的仁岩、南马庄、头道川，文水县的中庄等地杀人放火，烧了十几个村子，杀了上百人。当时有汾阳人在天津看到石上保已经在塘沽港口等候遣返回国，赶快到北平报案。汾阳是我父亲的家乡，他非常重视，亲自带证人到天津，指挥当地的宪兵到塘沽港口将他们抓获。可是当时山西内战激烈，汾阳已不在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域内，无法进行实地侦查，而没有物证很难定罪，我父亲就请平津的山西同乡寻找人证物证，最终，两犯分别于1947年3月21日、9月16日在北平天桥法场被执行极刑。我父亲既是起诉他们的公诉人，也是执行死刑的监刑官，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报了仇（石上保被执行的新闻见于1947年3月22日北平的《世界日报》）。

　　二是替北平市卫生局局长谢振平伸张正义。1937年8月15日，谢振平被日本宪兵队在北新桥大头条二号抓走，以后就失踪了，直到抗战胜利后也没有音信。1946年5月，谢振平的儿子谢培英直接控告当年抓人的日本宪兵警察队，认为是他们使用酷刑致其父亲被杀害并遭毁尸灭迹。我父亲承办这个案子。谢振平是因为救援卢沟桥29军的伤员而被害的，是抗战英雄，所以我父亲一直难忘，曾经多次向我提起过，为其难过。经过法庭多方侦察，寻找罪证，起诉了日本警务班长汐海茂和韩籍翻译朴青山，后经审判，汐海茂和朴青山均被判处死刑，于1947年6月12日执行。（新闻报道见1947年6月13日《经世日报》、1947年6月13日《前线日报》）

　　三是一起日犯逃脱审判的事让父亲遗憾终身。1947年6月，有举报人间接获知石家庄的日本宪兵曹长加藤辰年在河北栾城将中国两名百姓枭首处死。当时栾城已是内战交错地区，北平军事法庭在报纸上刊登消息，希望有人提供直接证据，但始终没有得到有力的人证、物证，使得这起案子没法审理。战犯逃脱了审判，他始终不能忘怀，直到晚年还伤感自己无法尽到责任。

　　父亲参与审判汉奸工作

　　人民法院报：抗战胜利后，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件大事莫过于审判日本战犯和惩治汉奸了。当时的北平在惩治汉奸方面的工作是怎样的？

　　任松林：日军侵占华北的政策不同于其他地区，一直试图依靠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造成华北独立。国民政府北伐之前，华北一直是军阀割据的地区，派系林立。七七事变前，在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北洋遗老依然有很强的势力，他们同国民政府中央方面的关系若即若离。有些亲日将领迫于形势屈服于日军，有些则是主动参与，成为“华北独立”的投降军人。凡是投降日军，参与伪政权的中国军事人员都被国民政府定为军事汉奸，和日本战犯不同，由中国的军事法庭按照中华民国的军法审判，不涉及国际法，统归北平行辕军法处审理。当时北平行辕下辖第11和第12两个战区，是负责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和3个特别市（北平、天津、青岛）的最高军事机构，位于现在的中南海。华北的军事汉奸由北平行辕军法处直接逮捕、起诉和审判。我父亲作为北平行辕的军法官也参加了这项审判工作。

　　1946年8月2日下午2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审理了日伪河南省主席邵文凯，审判官为黄敬修、任钟垿、张傑一、李幼谦、黄公觉，书记官易作帧。邵文凯是东北军将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任命邵文凯为东北宪兵副司令兼北平戒严司令，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邵文凯投日，1944年任日伪河南省长。同时被审还有黄南鹏、荣臻、田文炳、程希贤、赵普三、文大可、王斌、齐荣、崔健初、马文起、程广通、姜恩溥、李士昌、王德裕、罗宝泰、夏守康、关增伦、梁栋、王子明、葛振海、秦华等23名军事汉奸，邵文凯被判处死刑。当时北平各报纸都有报道，南京的中央摄影场曾拍成新闻纪录片公开放映。

　　严谨专业素养令人崇敬

　　人民法院报：近3年来，您一直在参与那段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请您谈谈对北平军事法庭审判工作的评价和自己的感想。

　　任松林：通过查找父母的资料，我发现当时最困难的是取证，受害时被害人是弱者，很难知道施害人的资料，有的知道姓不知道名，有的只知道职务，有的只知道一些相貌特征，有的只能说出受害的事件地点甚至无法指认具体的施害人。而我们的审判是基于法律的正义审判，不能像蛮荒时代一样把战犯嫌疑人统统判刑杀掉，要有证据，要有严格的审判程序，要给予被告人辩护的权利。虽然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又在内战纷扰、百万日军日眷滞留待返的艰难环境下，从事日本战犯审理的工作人员没有辜负民族和国家赋予的责任，他们严格按照国际战争罪犯条例和中国战犯惩处规范，侦查、起诉、调查、取证、庭辩、庭审、判决、签核、执行，基本上做到了公开公正。我认为，以当时环境之恶劣，时间之紧迫，他们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他们严谨执法的专业素养让我们后来的人难忘和崇敬。

　　后来，国民政府失去政权，仓促迁台，审判档案流落海峡两岸，残缺不全。法庭记录、起诉书、证词、笔录等等审判详细资料更是遗失殆尽，难以找到。到现在，甚至对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的罪行、数目和名单都没有彻底搞清楚，矛盾百出。

　　目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由于有国际协助，档案较为完整，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审判日犯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60多年过去了，当事人已经故去，民间的第一手资料也因各种原因近乎湮灭，我呼吁各界关注，逐本清源，回归史实，抓紧抢救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