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两凶，谁是真凶？

　　前不久，生命被定格在18岁的呼格吉勒图，蒙冤九泉18载后获得无罪判决。同样已经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多年来也一直未淡出公众视野。2014年12月12日晚，最高人民法院在官网发布消息，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做法，似乎给该案带来了转机。

　　“异地复查”的做法是一个进步

　　多位法学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聂树斌案应该是“异地复查”的第一案。

　　“《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异地复查的相关规定，只是规定了再审的时候，可以由原审以外的法院来审。”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说，聂树斌案在河北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出一个审查结果。现在由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人民法院进行复查，就是为了确保公正。

　　“因为本地法院已经处理过这个案件，它与原审案件实际上有一定利害关系。”程雷说，按照公正审理的基本精神，由原审以外的其他法院来审理，才更有利于纠正错误。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则认为，这是最高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手段。

　　“按照法律规定，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一方提出申诉，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都应该进行审查，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也是赋予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义务。但现实中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义务进行复查的法院，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或迟迟不启动复查程序。”洪道德认为，异地复查，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则强调说，必须明确的是，“聂树斌案”只是启动了再审前置程序的复查环节，而不是真正启动了再审程序。“是否启动再审，要由复查结果来决定。”王敏远说。

　　但王敏远也表示，“异地复查”是一个进步。“异地复查，不论最终的结果是提起再审还是不提起再审，它的公信力都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王敏远说，“司法是需要公信力的，让不相关的山东高院复查，显然对公正解决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

　　王敏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异地复查和异地审判都不是常态的。“像薄熙来案、王立军案、聂树斌案，这些异地审判、异地复查的案子，现在都是特例。”他认为，可以建立起“异地”的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当遇到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件时，启动这一机制。“因为异地更能显示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信力。”王敏远说。

　　此外，王敏远还表示，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另一个亮点，是山东高院明确表态，同意让律师阅卷。

　　据媒体公开报道，早前，河北高院曾拒绝给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下发聂树斌案判决书，随后，又以她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她的申诉。

　　“聂树斌都已经被执行死刑了，他妈妈却连判决书都拿不到，这本身就有问题。”王敏远说，与此相较，山东高院明确表示律师可以查看案卷的做法，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这表明，法院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把律师看成维护公平正义的同盟军。”王敏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阅卷是了解案件的重要途径，不论最终是什么结果，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司法公信力就很难得到维护。

　　“获得公信力、取得当事人的认同，律师的作用不可替代。”王敏远表示，法院有权决定再审还是不再审，但如果这个过程中有律师参与，公信力就会提高许多。“如果律师看了都认为没有疑问，那就表明判决本身没有问题，公信力就更高了。”

　　“法官应该把律师当作帮助自己的同盟军。”念斌案的律师张燕生说，“现在要求法官对案件终身负责。问题有一百个，你发现了九十九个，唯一一个致命的错误没发现，律师就有可能帮助你发现。”

　　张燕生说，设置律师，就是为了产生争辩的焦点。“任何一件事都要考虑问题的两面，然后取得平衡，办案人员应该多听一听律师的意见。”张燕生说。

　　“严打”导致证据标准降低

　　从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福建念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到人们还在持续关注的“聂树斌案”，对一个又一个令人生疑的冤假错案，舆论的追问从未停止，也折射出我国司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很多人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证据上，但我认为，证据问题只是表象，归结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司法体制出了问题。”程雷说，其实，这些案件在当年定案时，对证据的认定，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法官自己、合议庭之间有不同意见，上下级法院之间也有不同意见。那么，既然当时已经认识到证据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还会下判、造成这样的冤假错案呢？”程雷问。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严打”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一些案件被当地党委政府干预过。还有的是执法人员急功近利，为了考核，为了个人的利益，急着判案等。

　　“1983年以来，为了‘严打’，提出过‘从重从快’等口号，整个法律也都朝着‘打击犯罪’、‘惩罚犯罪’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洪道德说。

　　“证明标准降低了，比如，法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定罪，改成了‘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洪道德说，死刑的适用罪名被扩充，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高级法院。同时，被告程序保护的期限也被缩短。

　　“在实践方面，更是讲究从重从快、命案必破。”洪道德说，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以前，侦查阶段把犯罪嫌疑人关在哪，讯问地点、时间、环境有什么要求，这些都是空白。“程序上的空白和不足，就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给冤假错案制造者大开方便之门。”

　　张燕生说，从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由法院产出“罪犯”的成品，公检法的关系变成了传送带式的线性结构，重配合，而不重制约，这就无法预防冤假错案。

　　“真正要建立的，应该是一个控、辩、审的三角形结构。”张燕生说。

　　新一轮司法改革能否带来改观

　　张氏叔侄、念斌、呼格吉勒图先后被改判无罪，程雷认为，这些案件传递出的信号是，刑事诉讼越来越追求程序公正。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诉讼制度改革，程雷说，这样的改革更符合司法规律。

　　“不同于以法院为中心，它在审判过程中，强调的是我们的证据制度，要求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要按照法院的证据规格进行取证。证据问题由法院最终裁断，证据不能定罪的，就应当严格地作出无罪判决。”

　　程雷说，前面提到的几个冤假错案，都是没有以审判为中心的结果。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些冤假错案，法院在当时都已经发现有问题了，但对这种‘定放两难’的案件，还是不敢依法作无罪处理，而是大部分做了降格处理，甚至有的还判处了死刑，比如呼格案。”

　　法院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阶段。作为最终裁决者，如果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很薄弱，根本达不到定罪的标准，它该怎么办？程雷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院，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国法院的无罪判决率其实非常低，不超过千分之五，这在全世界都是比较低的。”程雷认为，这说明，法院不敢作无罪判决，也表明现在的诉讼流程，不是以审判为中心的。

　　程雷向记者分析道，法院之所以不敢作出无罪判决，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个是社会的氛围。”程雷说，出现重大犯罪，舆论作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法院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不自觉地就成了打击犯罪的一方。好像把案件证据比较薄弱的犯罪嫌疑人放了，社会就会乱了一样。这其实是一种观念上的误解。”

　　另两方面的压力，程雷认为，一个是来自党政部门的干预。另一个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考核压力。“法院如果作了无罪判决，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考核，会造成影响。这让法院作无罪判决很艰难。”

　　程雷说，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以审判为中心，这些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缓解。“这几年，民众的法治观念有所提升，社会各界对无罪判决的容忍度也有所改善。但最根本的因素，是在司法改革中做了一些制度的调整。比如对考核体系的改革，以及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建立等，这让改变来得更快。”

　　“现在都是终身追责了，我不能再替你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担这个责。如果证据不够，要么你补充证据，要么我就作出无罪判决。”程雷说，这对法律执行的严格程度，确实有很大促进。

　　王敏远说，四中全会明确要求，一是预防冤假错案要从源头处理，二是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他认为，侦查机关的主导作用太强，导致法院发现问题了，仍然会给出有罪的判决。

　　王敏远说，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好的改革措施，例如防止刑讯逼供、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证明标准等，下一步要看的，是具体怎么落实。

　　“法律确实有不健全的地方，但更为严重的是现有的法律不执行，或是执行得不好。”王敏远说。

　　程雷也提出，接下来，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制度改革，要进一步研究一些配套的体制和机制。同时，应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规范，从源头上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们讲防范冤假错案，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每一个案件的公正审判，这是我们司法的整个追求。”程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