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洒落在曾经被抗战英烈鲜血浸染的大地上。

　　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长达14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牺牲、死难者高达3500万人。

　　英勇的呐喊已经沉寂，壮烈的牺牲也已远去。回望历史，面对未来，一种激越而凝重的血液仍在我们心中流淌。

　　2015年，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为先烈默哀，向历史致敬！

　　追寻

　　“父亲，我回来看您了……”

　　清明的雨水打在脸上，与泪水一起流淌。浙江泰顺县雅阳镇国岭村，有一个“维亮亭”，亭畔有一棵四人抱的大枫树，83岁的王美蕉每次用手轻抚树干，都感觉它是父亲王维亮用血肉浸润生长起来的。

　　1937年11月19日，大雨。中共地下党员、代理嘉兴县政务的王维亮率同志转移途中遭遇日军，一行13人全部被俘。日寇先是巧言诱降，继而用尽酷刑。嘉兴新塍镇人至今还传颂着王维亮就义前的慷慨陈词：“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卖国求荣我做不到。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王维亮牺牲得十分惨烈：日寇先用大刀断其双臂，再挖心剖腹，然后把躯体斩成三段……

　　父亲牺牲时，王美蕉只有2岁。自记事起，她就开始“寻找”父亲。1943年，纪念王维亮等13位爱国义士的塔墓被汉奸蓄意摧毁，烈士尸骨至今无处寻觅。

　　“一定要给父亲正名！”从少女到老妪，这个决心始终支撑着王美蕉。多年来，她不断写报告、查资料、寻证人，希望复原父亲当年牺牲的经过。她告诉丈夫：“我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姓王，把我父亲的血脉延续下去！”

　　2001年冬天，王美蕉终于从泰顺县民政局拿到了父亲的烈士证。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他牺牲时，也是冬天。

　　在那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岁月，每一个昂首走向死亡的抗战英烈，都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们走得如此匆忙，甚至来不及亲吻一下刚刚会叫爸爸妈妈的儿女，一出家门，就成永别。历经劫难的大好河山，也见证着数十年的绵绵哀恸与苦苦追寻。

　　这是一个七旬老人寻父的故事－－

　　1937年王家发离开湖南大庸县投军时，儿子王章贵只有3岁。他与父亲的联系，只有父亲从战场上寄回的家书。战地来信的地址，从长沙到广东韶关、英德，再到广西、云南。

　　父亲一直没有回来，如果阵亡了，那牺牲在什么地方呢？王贵章退休后，几乎把全部精力用来寻找父亲的下落。他不断搜集资料，研究父亲当年行军路线，最后，他把目光对准了云南腾冲。

　　他踏上三千里寻父长路时，已年过七旬。穿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来到腾冲抗战烈士陵园－－国殇墓园。萋萋芳草中，一方方石头墓碑依山势整齐排列。王家发生前部队番号在五十四军一九八师。王章贵爬上斜坡，花两个小时，看遍了五十四军48方“王姓”石碑，却没有找到父亲的名字。

　　他怅然下坡，又不甘心，在门口买了腾冲抗战和国殇墓园的专著，在一片黑压压的名字中，找到了“下士班长□□发”，不知何种原因亡佚了完整姓名，但部队番号又对不上。他转身又上了山坡。

　　终于，一块墓碑出现在眼前，上有“下士班长王家”6个字，最后一个字已被泥土掩埋。王章贵双膝跪地，双手颤抖着插进土里，去刨，去挖……最后他抱住墓碑，老泪纵横，哭诉着：“父亲啊，母亲在1996年夏天去世，她老人家一生都在对你的想念中度过，她的墓碑上还刻着你的牌位……”

　　在云南国殇墓园，在四川建川博物馆，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记者都听到这样苍凉而执著的故事。时光静流，等待儿子回家的父母早已离世，而当年的孩子也垂垂老矣，却仍然在努力寻找中拼凑着父辈的面容……

　　1945年，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军宪兵杀害在苏门答腊岛后四年，郁嘉玲出生。她没见过爷爷一面，“但从家人讲述和留存的实物中，已经与爷爷相遇相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郁嘉玲的父亲全力投入研究郁达夫，她帮父亲誊抄文稿。父亲去世后，郁嘉玲继承父业，先后在海内外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出版了专著《我的爷爷郁达夫》。

　　对她而言，爷爷是一个既遥远又亲近的形象，“他身上流淌着中国文人对民族的赤心和灵性，并浸润于后代的血脉之中。”

　　无名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中。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距离狼牙山不到50公里的北京房山区十渡镇，还有“老帽山六壮士”，而他们没有一个人留下姓名。

　　1943年春，日寇扫荡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某部一个排奉命到老帽山阻击敌人，山坡上留下一片敌人的尸体。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只剩下6名战士时，大批敌人又蜂拥而来。被逼到悬崖边的战士们，抱枪纵身跳下……

　　后来当地老百姓找到了烈士遗体，安葬在老帽山上。1984年，又修建了“六壮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亭。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来自何方，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亲人……

　　1931年至1945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许多英烈都没有留下姓名。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回望抗战历史，在民族大义面前，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人，爆发出来的坚韧、勇猛与无私，为这段历史铺上了壮烈的底色。

　　腾冲有座无名妇女雕塑，记载着一个真实的故事：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十万民工运送军粮，一位小脚妇女翻山越岭背军粮，缺衣少食，她饿死在途中，而袋中的军粮，却颗粒未少……

　　滇缅公路，20万各族劳工血写的传奇。鲜为人知的是，从滇缅公路向东，还有一条同样的“血路”－－乐西公路。当年，国际援华物资只有靠滇缅公路进入云南，但从云南到重庆，交通不便，要绕道千里。从乐山到西昌的乐西公路建成后，大大缩短了川滇距离。

　　自1939年5月的路勘至1941年底，长达525公里的乐西公路全线正式竣工通车，共征集了川康地区彝汉等各族筑路民工24万余人。这一路岩石陡峻，工程极其艰难，身为总指挥的著名道路工程专家赵祖康累得咳血倒下。而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伤亡人数竟多达3万人，乐西公路也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

　　在工程最艰难的蓑衣岭上，至今还有赵祖康亲笔题写的石碑“褴褛开疆”。赵祖康的儿子赵国通，在清明前夕向记者回忆了自己重走父辈路，站在蓑衣岭手抚石碑的感受：“一寸山河一寸血，每米公路埋忠魂！要向无数无名的烈士鞠躬：他们是中国的英雄，他们是中国最终获得这场伟大胜利的脊梁！”

　　战友

　　额头宽阔，双唇紧抿，眼神英武……

　　在四川省档案局档案资料中，有一组极为珍贵的黑白照片，静静地躺在特藏室中。照片中人名叫格里戈利·库里申科，前苏联空军上校，1937年受前苏联政府委派到中国援助抗战，任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两年后血洒长空时，只有36岁。

　　库里申科1940年葬于四川万县市郊区太白岩，1958年7月1日，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护送库里申科的灵柩，迁葬至西山公园新墓园，白色墓墙正面镌刻着“中苏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岁”。整个墓园与巍峨的山峦浑然一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国际战友的思念之情。

　　四川省档案局的珍贵照片，留下了感人一幕：1958年10月8日下午，专程来华的库里申科遗孀和女儿，含泪站在亲人墓前。她们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把库里申科的陵墓修建得这样好。

　　英雄的故事还在继续：当地一对母子，虽与英雄从未谋面，却在陪英雄度过了54个春秋：从1959年到1977年，母亲谭忠惠，一直为库里申科守墓。她退休之后，又把守墓的工作交给了儿子魏映祥，这一守，又是30多年。2011年，魏映祥还与库里申科的外孙谢尔盖视频连线对话。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进程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从白求恩、柯棣华到拉贝，从前苏联空军到美国飞虎队……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在二战中国战区，曾经有不少外国军人和中国军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而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最为著名。

　　日军对援华飞行员恨之入骨。在建川博物馆，陈列着抗战期间美军希尔少校捐献的文物，其中有一起毛骨悚然的日军虐杀美军飞行员事件——

　　1944年12月16日，日军在湖北应城俘获三名刚执行完轰炸东京任务的美军飞行员，严刑逼供后，日军让遍体鳞伤的美军飞行员仅穿内衣冒着寒风在汉口城区游街示众4英里。翌日，日军将他们押至火葬场，又折磨了半个多小时，将他们推进焚尸炉，包括一名当时还活着的美军飞行员。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时至今日，记者在不少地方都听到了中国军民冒死营救美军飞行员的真实故事。1944年8月20日，苏北，新四军独立团以牺牲战士4人的代价，营救了5名美军飞行员……

　　清明前夕，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在广西桂林临桂新区正式开园，一直为此努力的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副总裁马宽池说：“飞虎队见证了中美友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至今难以忘怀。希望中美两国的青少年，更多了解这段历史。”

　　铭记

　　1942年9月1日，一个名叫钟国胜的腾冲农民赶集时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来，他干脆去掉金字旁，改名“中国胜”。

　　中国胜个子高大，作战勇猛。1943年6月，黄泥坎阻击战，中国胜吼声如雷，用集束手榴弹炸瘫一辆日军装甲车后，壮烈牺牲。

　　中国胜没能等到两年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记得他的名字。

　　清明前夕，在平型关，在台儿庄，在宛平城，在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在东北大地，在上海、南京、武汉、南昌、长沙、常德、衡阳、桂林、腾冲、龙陵……在所有曾经爆发过激烈战斗、洒满烈士鲜血的中国大地上，或繁花生树，或绿染柳梢，处处已是春的气息。

　　英烈已融入大地，但历史，始终醒目地存在：密林中的战壕，城墙上的弹孔，亲人无尽的思念，老兵一生的回忆，还有政府和民间对历史的寻找、研究和尊重。

　　黄殿军，今年93岁，东北抗联第二军唯一幸存老兵，家住吉林省靖宇县龙泉镇。他最遗憾的是，年事已高，卧床不起，今年清明不能换上抗联旧军装到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殉国地祭奠了。

　　老人清楚记得杨靖宇的模样：大个子，宽肩膀，特别魁梧，说话嗓门也大，“杨司令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常摸着我的脑袋说：‘哎，这小黄孩子！’”他同样清楚记得杨司令牺牲的情景：1940年2月底，日本飞机撒下小报，拣起来一看是杨靖宇的头像，大意是：你们司令叫我们打死了，你们没有出路了，赶紧投降吧。

　　回忆至此，老人开始哽咽：“在我们心里，杨司令是打不死的。”可是几天后，他和战友们进城时，亲眼看到了杨司令的头颅被挂在城墙上，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回到藏身地，战友们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从那以后，黄殿军再也没有走出过这大山一步，他离不开和杨司令一起战斗过的土地，他要为战友们守候着。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子女，父辈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后人无法想象，但后人不能忘记，“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我很幸运，这么好的日子我享受到了……”

　　一个人的记忆，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一样的。有自己的记忆，才能不断成长；有民族的记忆，才会牢记历史不再挨打。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这是铭刻在建川博物馆的两句话。馆长樊建川兼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这些年来倾尽所有，收集了两百余万件抗战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他说：“在收藏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它们僵硬外壳下活跃的生命，听到它们用不同的方言讲述的故事，我被它们牵引着在抗战的风云中飘荡着，激动、悲愤、哀叹的情绪时时缠绕着我……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为民族解放而做出牺牲的先辈！”

　　记者采访时，一群参加清明节活动的中学生，正在建川博物馆“壮士广场”宣誓。16岁的常思危，来自成都七中八一学校，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长年在西藏，父子见面很少，他有些怨恨父亲，但这一次，壮士广场铁骨铮铮的雕像，却让他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一个为国家守卫边疆的军人，是很荣耀的！”

　　这个清明节，我们为先烈默哀，向历史致敬！

　　铭记历史，铭记先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记忆，是我们这个民族前行途中的坐标和纪念碑。（新华社记者肖春飞、童方、李亚红、俞菀、李萌、张颖、黄浩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