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5日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这起18年前的冤案终于昭雪。反思冤案发生的原因，除了“严打”思维导致的程序违法外，不重视ＤＮＡ物证鉴定等客观技术类证据也是酿成冤案的重要原因。

　　在推动呼格吉勒图案重审中，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当年公安机关办案没有对关键证据（体液）的ＤＮＡ进行鉴定是办案机关的严重瑕疵。“当时ＤＮＡ鉴定技术和设备还不完善，需要到公安部进行鉴定，时间、物质成本都较高，客观造成当时警方没有对体液进行鉴定。”

　　和18年前相比，我国目前在ＤＮＡ级物证鉴定领域的发展和建设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相关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省级、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地区市级公安机关都可以进行常规ＤＮＡ和微量ＤＮＡ提取与鉴定，部分发达地区甚至县一级的公安局也拥有“ＤＮＡ实验室”。如果类似案件发生在今天，成为冤案的可能性会较小。

　　以吉林省长春市为例，该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借助于2009年创建的“ＤＮＡ实验室”，最近3年命案侦破率均在96％以上。除长春外，各地公安机关建立的“ＤＮＡ实验室”也在探索新的工作模式，提高破案效率：勘查人员接警后第一时间来到现场；采用“微量物证粘取器”提取细胞；在实验室进行扩增、检测；排查和定位凶手。

　　19世纪末，指纹术由于其个体识别性极强、触物留痕为司法界推崇。而随着科技发展，ＤＮＡ物证鉴定已经逐步取代指纹术，成为刑侦领域的“物证之王”。不少专家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警方本世纪初就已广泛使用ＤＮＡ技术协助办案。我国ＤＮＡ物证技术已趋成熟，硬件设施也逐步实现全覆盖，但要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配套建设类似美国联邦指纹库的“全国ＤＮＡ信息库”。

　　但是，建立覆盖全民的ＤＮＡ数据库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一是由于ＤＮＡ信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采集相关信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建立ＤＮＡ信息库成本较高，从采样器材到鉴定、提取，到最后的信息储存，完成一个人的ＤＮＡ信息采集成本在120元到200元，乘以13亿后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另外，虽然我国ＤＮＡ物证鉴定人才近年来数量虽有很大增加，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缺口。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安机关采取的办法是对有犯罪“前科”、违法犯罪高危人群建立ＤＮＡ信息库。信息库目前容量约有3000万，未来会逐步扩大。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志远认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口供以及“自证其罪”进行了严格限定，也相应提高了技术类物证的法律地位，这对公安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调查、取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政法机关必须树立疑罪从无、物证第一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