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正在酝酿重要变革，调查手段将与传统的检查以及生物护照技术一起，成为同样重要的反兴奋剂武器。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告诉记者，近年来国际反兴奋剂的潮流有所变化，过去检查是反兴奋剂最主要的手段，而现在通过信息、情报收集，对可疑人员进行调查，成为又一项重要的反兴奋剂手段，进入了兴奋剂控制工作的主流。因此，国内的反兴奋剂工作也有了相应改变。

　　国际上，多位著名运动员从来没有出现过兴奋剂阳性结果，却在反兴奋剂人员细致调查之下露出马脚。近期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兰斯·阿姆斯特朗。

　　在国内，也有通过调查查处兴奋剂违规的先例，比如前些年发生的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兴奋剂和鞍山体育学校给小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恶劣事件。这类事件大多是反兴奋剂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开展调查，并未形成机制，但今后，有针对性的调查有望成为反兴奋工作的常态。

　　赵健说，反兴奋剂中心已经对机构进行调整，单立“法律事务与调查处”，以更好开展这项工作。

　　新处室由王新宅负责，他表示，新部门的工作还在摸索阶段，第一步进行的是调查机制、相关程序的建立，以及包括教练员在内的辅助人员基础信息的采集搜集。这完全符合2015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精神，新版条例中特别提出要对违规“辅助人员”加强管理与处罚。

　　“在国际、国内开展的多项研究结果调查表明，教练员是对运动员行为产生影响最大的人群之一，所以他们自然成为兴奋剂控制的重点人群，”王新宅解释说。

　　王新宅透露，他们已经评估出15个高危项目，计划对国内这些项目省级以上的教练员进行信息摸底，包括教练员所带运动员、执教历史中是否发生过兴奋剂违规事件，是否受过处罚及后执行情况等。一旦信息库建立，信息将可以帮助中心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检查计划以及对可疑人员的追踪和调查。

　　不过，王新宅也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人群数量庞大，几千人的信息采集是一项浩大工程，同时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就需要各个地方体育局的帮助与支持。其次，如何收集信息的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内以前没有开展过对教练员这方面信息的汇总，所以我们的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得‘摸着石头过河’，”他说。

　　在建立信息库同时，反兴奋中心也在尝试提高调查能力，并期望得到其他部门的更多帮助。

　　在已成为反兴奋剂经典案例的“阿姆斯特朗案”中，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使用了比较专业的调查手段。王新宅认为，现在使用兴奋剂手段愈发先进、隐蔽，相应的，调查手段也应该更加专业。

　　他说，反兴奋剂中心自身变革的同时若能得到更多外部助力，将极大提高他们打击兴奋剂的能力，他自己正在研究学习公安和纪检的调查流程与手段，中心还将派出人员到中纪委的纪检人员的业务培训班学习。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国务院建立了由11个部委组成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对有效控制兴奋剂药源等问题发挥巨大作用。

　　王新宅说，一直以来，海关、公安和药监等部门都给予了中心反兴奋剂工作很大帮助与支持，现在他期待着反兴奋剂中心与他们更多的“深度合作”，最急需的是与海关的进一步合作。他设想，比如，如果能从技术层面上实现与海关快速信息互通，那么中心可以及时锁定可疑的人员开展调查，同时也可向海关通报在调查中发现的可疑药品或者人员，将药品或人员堵截在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