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在广西团小组审议现场和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韦飞燕两次对正征求意见的“关于制售假药的司法解释”提出质疑，她不赞成制售假药入刑设500元门槛。“法律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怎么能修改法律？”

　　韦飞燕称，去年10月，两高就“关于制售假药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时，她发现，其中有一条与现行法律不符：刑法修正案第141条规定，制售假药的一律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刑拘、拘役；“关于制售假药的司法解释”则对141条解释为，制售假药的销售额五百元以上，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刑拘、拘役。

　　“刑法修正案是只要制售假药，就入刑；但司法解释提高了标准，设定了500元这个‘门槛’，销售额达到500元才入刑”，她解释说，“我一直在想，司法解释是不是违反了法律的原意？张德江委员长作报告时，一再强调，清理超出法律原意的司法解释。如果一定要设定500元这道‘门槛’，那么应该走修法的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正案，而不是两高出台司法解释”。

　　“从2006年到2013年，我走了一万三千家药店，其中能肉眼判断假药的，就达到30%左右”，她强调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多次建议加大对制售假药的惩治力度，“销售假药的暴利远远大于那一点罚款。对于制售假药行为，现在唯一能有威慑力的，就是刑法141条”。

　　她表示，去年10月，她曾将上述意见递交两高，并得到了回复，“回复中说，对我提的建议也表示认同，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制售假药就入刑，会增加司法的压力，会浪费很多司法的资源”。

　　“‘浪费很多司法资源’这种观点，我不赞同”，她说，醉驾正式入刑前，也有不少人称，如果醉驾入刑，就会浪费司法资源，“实践证明，醉驾入刑发挥了很好的法律震慑作用。对于制售假药，也需要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