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网27日刊登了国务院新近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统筹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专家认为，办法将社会救助上升为根本性、稳定性的法律制度，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解决急难问题构建起完整严密的安全网。

　　告别“碎片化”，救助制度走向规范统一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保底性制度安排，一旦出现缺漏即意味着会有人马上陷入生存危机，因此是关乎社会底线公正的客观标志。”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说。

　　我国社会救助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长期以来，还存在体系不完善、制度“碎片化”等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守住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安全底线已成为社会共识，必须作出制度性安排。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8项制度以及社会力量参与作为基本内容，分别设专章予以规范。

　　郑功成认为，办法体现了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特点，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从长期改革试验状态向成熟、定型的制度安排迈进了一大步，是全面深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办法对社会救助进行了全面规范，兼顾群众困难的各个方面，覆盖群众关切的各个领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贾俊玲说，“办法把已有的成功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使各项社会救助有法可依，首次形成完整清晰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理顺机制畅通渠道，使困难群众“求助有门”

　　各项社会救助制度能不能落到实处，困难群众能不能及时获得救助，这些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办法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考虑。”贾俊玲指出，办法明确了社会救助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制定了多项方便求助措施，畅通申请、受理渠道，以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及时受助，能够有效防止救助不力的“冷漠病”。

　　她举例说，比如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明确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在特困人员供养方面，明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了解掌握居民的生活情况，发现符合特困供养条件的人员，应当主动为其依法办理供养。在医疗救助方面，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相衔接的医疗费用结算机制，为医疗救助对象提供便捷服务。在临时救助方面，明确对情况紧急的临时救助申请，可以按照规定简化审批手续等。

　　郑功成表示，办法从理论上免除了群众生存危机的风险，特别是在专项救助中又考虑了低保对象之外的其他低收入群体，覆盖范围更广，编牢了社会救助体系的“网底”。

　　堵住“漏、错、骗”坚守底线公正

　　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在于能否真正守住底线公正。而在具体实践中，却存在损公肥私、“人情保”、“关系保”等各种“错助”、“骗助”行为，饱受群众诟病。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表示，实施社会救助，要杜绝“养懒汉”现象，防止“漏助、错助、骗助”行为，确保宝贵的社会救助资源真正用于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

　　对此，办法专设“监督管理”一章，从申请人、救助机关、相关单位三个角度，规定了相关权利义务。

　　——受助人有报告义务，应当按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

　　——民政部门有查核职责，可以根据请求、委托，通过户籍管理、税务、社会保险、不动产登记、工商登记、住房公积金管理、车船管理等单位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代为查询、核对其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

　　——相关单位有配合义务，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对有关查询、核对予以配合。

　　厦门大学副教授朱至刚指出，办法弥补了以往制度的缺失，如过去低保制度只以收入为申请标准，这次将申请者的财产状况纳入其中，“开宝马领低保”、“住多套房领低保”等现象将难以再现。

　　此外，办法还对在履行社会救助职责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截留、挤占、挪用、私分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行为，明确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认为，“问责制”的推出将有效遏制社会救助工作中损公肥私等诸多乱象，但除此之外，还需有更严密科学的制度设计以及不断建设、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科学、高效的查核机制等，以确保社会救助资源真正用到困难群众身上。

　　凝聚社会力量提升救助质量

　　随着《办法》公布，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也首次以政府规章形式提出。《办法》明确，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政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将社会救助中的具体服务事项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认为，《办法》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来确定救助是全社会的事，不由政府一方面承担，把大门向社会敞开，这是根本性的转变。

　　“《办法》使社会工作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在实际工作中，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发挥其提供多样专业化帮扶服务的优势，弥补政府物质救助的不足，真正做到‘送温暖，送到家’。”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