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红线可从特定地理区域、自然资源使用上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上限三个方面给予明确。”贵州省政协委员刘济明说，这三条线综合起来可立体构成贵州的生态红线。

　　正在召开的贵州“两会”上，刘济明认为，要使生态红线从一条众人关注的“政策红线”，变成一条可操作的“实线”，应尽早明晰生态红线的概念、丰富生态红线的内涵、制定并完善生态红线的划定技术。

　　贵州是长江和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贵州部分区域属于“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及“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两个限制开发区。“位于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骨架上的贵州，划定并严格执行与贵州生态环境相符合的生态红线意义重大。”刘济明说。

　　针对贵州耕地稀少，集中连片的耕地更少，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刘济明建议将“五百亩以上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划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政府可邀请各地生态学专家对辖区内的生态系统进行详细评估，以便科学合理地划定生态红线，同时，明确生态红线的监督管理单位，对生态红线的保护考核评价体系做出细化的规定。

　　“在生态红线面前，开发建设活动必须止步，红线是保证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也是为子孙后代保留生态资源、实现厚积薄发的基本储备。”刘济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