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明白刑法上的“抢劫”、“盗窃”的大致含义。但是，即便是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的人恐怕也很难解释为何“抢劫”在字面上只是表达一种暴力掠夺的行为，而在刑法上的对象仅限于财物；也很难解释“盗窃”中的“窃”本身已有私下、秘密获取的意思，而“盗”在这个词中又是什么意思。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查明这两个罪名的“身世之谜”。

　　“抢劫”与“盗窃”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常发的犯罪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在中国古代，与“抢劫”、“盗窃”相对应的罪名是“强盗”、“窃盗”。所谓“强盗”，《唐律疏议》的解释是“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疏议》还进一步解释说“‘谓以威若力’，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先强后盗’，谓先加迫胁，然后取财；‘先盗后强’，谓先窃其财，事觉之后，始加威力：如此之例，俱为‘强盗’”。对于“窃盗”，《疏议》称“窃盗人财，谓潜形隐面而取”。由此可见“强盗”与“抢劫”、“窃盗”与“盗窃”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就连转化犯的情形也大体相当。

　　但从“强盗”和“窃盗”的罪名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强与窃只是行为方式而已，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落在“盗”字上。“盗”《说文》解释为“私利物也”，但古代的律家对其有更为经典的解释，即“取非其物谓之盗”（《晋书·刑法志》引张斐律表）。可见，“盗”用于概括指代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行为，根据具体行为方式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强盗”、“窃盗”等。如唐律中言“盗，谓强盗、窃盗”（《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又言“公取、窃取皆为盗”（《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即是如此。在“盗”罪的体系中，除了“强盗”、“窃盗”、“监临主守自盗”等具体的盗行外，还有恐吓取人财物、诈欺官私财物、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贷等各种准盗论、以盗论的情形。

　　其实，“盗”在传统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战国时李悝制定《法经》时将《盗》置于第一篇，理由便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也就是说，古人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财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故而也应当是刑法所优先保护的。因此，古人将严重侵犯财产关系的这一类行为概括为“盗”，并用刑律重点规制。

　　“盗”从刑法话语体系的淡出

　　“抢劫”、“盗窃”的说法古代也有，但是在法律文本上则一直使用“强盗”、“窃盗”的称谓。而且自唐以后至宋、明、清，“强盗”、“窃盗”的用法一直相沿不改。即便到了清末、民国，在整个刑法思想、立法体例均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强盗”、“窃盗”的用法也得以保留下来。《大清新刑律》第三十二章规定了“窃盗及强盗罪”。民初出版的刑法教科书也说：“盗有强窃之分，在手段之不同，若就其性质而言则无所异”（熊元翰编辑：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刑法分则》）。民国时期颁布的1928年刑法及1935年刑法均沿用了“强盗”、“窃盗”的罪名称谓，至今在我国台湾地区仍然保留。以1928年刑法为例，其第337条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他人之物者，为窃盗罪”，第346条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术或他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所有物，或使其交付者，为强盗罪”。

　　实际上，迟至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仍然在使用“强盗”、“窃盗”的称谓。其在第十一章“侵害私有财产罪”中规定“窃盗，处二年以下监禁，或批评教育”，“以强暴、胁迫方法，强取他人财物者，为强盗”（223、224页）。但也正是在该草案中，“抢劫”初露取代“强盗”的迹象。其第六章“侵害国有或公有财产罪”第76条规定“抢劫公粮、仓库或其他国有公有财产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监禁”，而没有像“侵害私有财产罪”中那样表述为强盗。但在盗窃国有公有财产上，该章仍表述为“窃盗”，与“侵害私有财产罪”同。但到了195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则开始使用“盗窃”国家财物的表述。自此以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及历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稿本均使用“抢劫”的称谓并相沿至今，“强盗”淡出了法律条文的话语体系。指导原则草案和几次草案均使用“偷窃”的用法，至此“窃盗”也淡出现代刑法的话语体系。1979年的刑法草案第37稿则又使用“盗窃”的提法，并沿用至今。

　　虽然古代的“盗”罪在“盗窃”罪这一罪名中得以残存，但从“盗窃”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出“盗”本来应有的含义。至此，我们的心中便只有“侵犯财产罪”的概念，而没有“盗”的概念。可以说，从“强盗”、“窃盗”到“抢劫”、“盗窃”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盗”罪淡出了现代刑法的话语体系的过程。

　　从罪名的变迁看传统的断裂

　　“盗”的淡出，正是清末以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发生断裂的一个缩影。清末变法以后，我国的法律无论是在法律术语、立法体例，还是在法律概念、法律原则乃至法律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有的传统几乎完全被西方的传统所取代。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对传统的陌生与误读。话语体系的隔膜增加了我们理解传统的难度，这就好比一个一直使用汉语的民族在忽然改用其他语言后，对自己的历史便很难理解。我们能明白“抢劫”指何种行为，但未必能准确理解“强盗”的含义。话语体系的隔膜往往还伴随着概念内涵的变化，进而引发对传统的误解。例如，今天我们把小偷称为“贼”，但若以为古代法的“贼”也是小偷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传统法更严重的偏见是因为“法”的内涵变化而引起的。我们机械地运用现代的“法”的概念来对照古代的“法”概念，结果便忽视了古代另一重要的法律渊源——礼，从而得出了古代法以刑为主的重大误解。

　　其次是对过去一些有益经验的遗忘。我们很难直接说话语体系的变革是好还是不好，但话语的变更往往伴随着法律智慧的流失，而这种流失对我们今天而言可能会是一种损失。例如，传统法上的“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没有了，而代之以“受贿罪”。虽然“受贿”一词也是古语，但是我们在以它为新的法律术语取代旧有的术语时，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收受财物”的意思了，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从“受贿”的字面含义中直接解读出我们赋予它的法律意义——以权谋私。也正是因为当代对“受贿”的法律内涵作了过于严格的限定，不仅小于其字面含义，也小于传统法律的打击范围，使得在惩治腐败的认识中面对概念上的困惑。

　　再次是对法律理想的淡忘。我们的刑法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似乎以为这就够了。而《唐律疏议》则开篇强调“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刑罚的运用有着更加积极而深远的价值追求。不管是法家经典中的“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还是儒家经典中的“刑期于无刑”（《尚书·大禹谟》），不管是“德主刑辅”，还是“明刑弼教”；都表明古人强调刑事司法的过程就是社会治理的过程，即所谓的“因政教而施刑罚”，最终是为了实现“刑措不用”的社会理想。

　　传统的断裂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宝贵的法律文化财富，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近代法律变革的历史意义。毕竟传统里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更何况鼓励变革与创新也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之一，正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只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已经失去了就放任有价值的东西失去，而是应当以积极的态度，用发展的眼光，把断裂的传统再接续起来。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再把“抢劫”、“盗窃”再改为“强盗”、“窃盗”，但我们至少应当知道其间的历史渊源。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