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主要手段。然而，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利益纠葛时，法律也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讲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今天，仅从法律效果去考量一个裁判的公正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注重裁判的社会效果。如何实现好的社会效果，这在纸面的法律中无法找到直接的答案。而道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并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调整作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融入道德的因子，使其发挥“催化剂”般的特有作用，必然会使案件的裁判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方面得以有机统一。

　　一、法律与道德的本质一致性，是司法实践融德入法的理论基础

　　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的总和。

　　（一）法律与道德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法律与道德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制度范畴，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从道德与法律的功能看，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历史发展到阶级社会以后，法律和道德也呈现出了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规范，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而创造的精神产物。恩格斯曾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如终是阶级的道德”。而法律的阶级性则更明显，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因此，从本质上来看，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这也正好将法律与道德在阶级本质上统一起来。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德治与法治并驾齐驱，也体现了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二）法律与道德在形成上具有承继性。道德规范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单纯地依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以完全调整，因此道德就产生了。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而生了。而原有的统治阶级非常重视的某些道德准则，也被自然地赋予其强制力，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可以说，法律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就是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就是将道德具体化、标准化的过程。正因为二者的承继性，在一个历史时期，法律规范一定是符合该时期的道德要求的。

　　（三）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具有趋同性。现在，法律与道德相互独立，但法律仍然以道德为基础，法律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把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尊老爱幼原则，这些原本体现在道德中的义务通过立法予以实现。同时，法律也将某些消极的道德义务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禁止，如禁止诈骗，作伪证，贪污受贿等，违反这些道德，也就违反了法律。在生活中，一般人仅凭道德常识就能知晓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哪些不是，因为大多数的犯罪也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另一方面，部分法律规范可以成为一种新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推进，如不许闯红灯、禁止违章建筑、相邻关系等也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德。

　　二、法律与道德化解纠纷的互补性，是司法实践融德入法的现实要求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社会功能方面具有互补性。有机地引入道德，在处理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时能够与法律形成互补，必然使裁判更能为社会所接受，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行为方式受道德和法律的共同约束。社会生活的运行必须依赖于道德和法律。日常生活中，在很少去刻意了解具体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民众依靠内心的道德规范，也能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遵守道德、不违背良心，自然也就不会去触犯法律。因此，在家庭、婚姻、交往等日常生活中道德具有“是非评价”的基本功能。比如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忠诚的义务，这种约束内心想法的义务，自然也只有靠道德规范去约束。另一方面，专业的经济领域中，技术性的规范占据重要地位，并更加重视运行效率，因此，在这样的领域里，道德的“是非评价”功能弱化，从而让位于更具专业性、规范性的法律。既然道德和法律作为人们行为方式的两大重要指引，那么在裁判案件时，就不能忽视发生纠纷的原因，不能忽视指引行为方式背后的道德或者法律。

　　（二）社会效果具有道德评价的特性。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裁判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针对社会效果，应当撇清对其的错误认识。某些人一谈及裁判的社会效果，就不自觉地认为其涉及当事人的接受程度、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类似案件的处理等问题。而这些认识，其实更多的是考虑“小众的社会”，而不是“大众的社会”。社会效果的主要方面是要让裁判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促使社会的正义得以弘扬。比如涉及修建违法建筑，考虑社会效果时主要从拆除的经济损失等方面进行，难免会与法律效果相冲突，得到的就只是“小众的社会”效果，也难以收到好的社会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本质上应当是统一的，因为法律产生于代表统治阶级的人民，合法的即是合乎人民群众要求的。社会效果涉及社会各界的评价，而这些评价更多的是从道德、习惯等方面展开的，较少地对具体的法律适用进行评价。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裁判过程中要注重社会效果，就不能忽视这种从道德、习惯角度进行的评价。

　　（三）道德可以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具象性。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层出不穷，而法律由于其稳定性、权威性，使其不可能被随意制定和修改，以致法律调整也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虽然法律比之道德，具有更强的具象性而非抽象性，而正是道德的抽象性，使其涵盖的领域比法律更广泛，在是非判断上可以从大体上去展开，这样的评价不仅不拘泥于法律的具体细节条款，可以很好地解决法律之中的冲突，还能避免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情形。正因为如此，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可以说都产生于道德，在法律规范缺位的情况下，这些体现道德的原则正好弥补了法律具象性的缺陷。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运用道德、法律原则去评价，可以得到相对公正的裁判。

　　三、把握融德入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实现两个效果统一的关键

　　道德往往是概括的和模糊的，而适用法律、裁判案件的司法实践需要准确性和逻辑性，将道德和法律相融合，必须找到道德和法律的结合点，使其形成合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灵活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案件。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就是从伦理、物理到法理，再到法律的过程。[1]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法理是联结道德与法律纽带，它既转化了道德，又概括了法律。在中国，“理”偏重伦理之理，其理可称为情理；中国的法律制度偏重德治，法律为伦理法，其特点是融法律于道德之中，强调道德上的合理性。而法理在法律中的直接表现就是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若将道德、法律原则、法律具体规范比喻为一棵大树，则道德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基，法律原则是枝干，法律具体规范是树叶。在适用法律时，司法工作者不仅要看到茂密的树叶，还应看到枝干和根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一叶障目”、“管中窥豹”。民法中规定了自愿、平等、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法律原则，一方面，这些原则可以成为衡量裁判公正的标准，另一方面，在法律具体规定滞后的情况下，也可作为据以裁判的法理依据。

　　（二）善于用道德去解释适用法律。就司法而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裁判的两个基本点。在依照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以后，法院需要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以定纷止争。而法律适用是将抽象的、一般性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的、特定的个案，在将法律条文适用于形形色色的个案时，不可能只是对法律条文的简单“对号入座”[2]，而是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以保证裁判具有公信力和道德上的说服力，从而使法治得到弘扬。解释法律，不应只是文义解释，更重要的是要阐释法律背后蕴含的法理、道理、道德，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说理让普通民众理解裁判的结果。另一方面，法律不能包罗万象，也不能细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甚至还有法律尚未触及的领域，这就需要从立法的本意、法律的原则、法律的效果等方面去准确解释法律，避免错误理解法律而产生违背法律、违背常识、违背道理的裁判。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而它们也是道德与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内容，解释法律时也应当注重对权利、义务的准确界定。比如，在保险纠纷的案件中，就应当平衡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仔细甄别合同条款的效力。这种衡量不仅体现从法律的权利义务内容出发，也体现了对弱势一方的人文关怀，极符合道德评价的标准。

　　（三）从道德、常理的角度去发现客观事实。裁判案件需要证据予以佐证，虽然一些案件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存在偏差，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常常以自己认为的客观事实去评价裁判。从我国法治进程的现状看，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交易较不规范，保留证据的意识不强，使得当事人在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时面临困境。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一方面法官需要发挥主动性，通过对细节的调查了解，使法律事实尽量地接近客观真实。另一方面，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需在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上，恰当地援引当地的社会风俗、交易习惯等内容，确定当事人是否完成举证责任。比如夫妻双方出卖房屋，如果一方没有在买卖合同上签字，而另一方当事人又难以提供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买卖的证据时，审判人员可以通过询问了解合同的履行情况，通过夫妻双方的履行义务或接受履行义务的事实，去推定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买卖的事实。

　　（四）应当避免道德在司法实践中的滥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裁判案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这就要求裁判结果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道德只是裁判过程中引入的辅助手段。如果脱离法律评价而只注重道德评价，那裁判就成为了社会评价而非审判机关的依法裁判，也就丧失了裁判的权威性。另外，“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道德的法律化有度的限制，立法机关只将国民应当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上升为法律[3]。在民事审判中，应当避免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去推定案件事实，或是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滥用民事基本原则去处理案件。在刑事审判中，应当避免将道德义务作为公民的法定义务，作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判决。比如“见危不救”、“家中观看黄碟”等问题，现阶段还处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刑法尚未确立相应的罪责，在司法实践中就不能以道德去定罪量刑。

　　（五）法官应当树立崇德尚法理念。法官裁判案件的过程，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法律的过程，而是法官在掌握事实的情况下，通过解释法律、衡平权责的内心确信的过程。在案件裁判时，法官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所认识的道德、常识、常理去评价，不同的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对道德的认识、对是非的评价也自然会有所差别，这由裁判案件是法官智力活动的属性所决定，与法官个体的文化程度、道德修养、行为操守、生活阅历等紧密相关。因此，尊重宪法法律、提升道德修养，是每个法官正确裁判的必修之课。树立崇德尚法的理念，法官应当强化“合法的即是合理的、合法的即是合乎道德的”观念，理解道德与法律的相通性，准确解释和适用法律；树立崇德尚法的理念，法官应当牢固树立公正意识，提升自身修养，做到清正廉洁，切忌玩弄技巧而亵渎法律；树立崇德尚法的理念，法官还应当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了解风俗习惯、风土人情，避免作出与常情、常理相背离的判决。

　　有形的法律和无形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指引和调整着社会经济生活，人民法官只有真正地理解它们，内心崇德尚法，才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才能使裁判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1]郭忠：《道德法律化的途径、方式和表现形态》，载《道德与文明》2010年3月。

[2]孔祥俊：《法律解释方法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王剑波、郝艳兵：《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路径分析—兼论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8期。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