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境优渥的15岁少年，因为误会母亲丢弃了自己心爱的枕头套，竟然举起菜刀“追砍”母亲，幸好被及时赶到的民警制服……因为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安定的生活环境，即使在DNA亲子鉴定结论面前，桀骜的少年仍然坚称生母是后妈。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庭前引入亲情感化程序，通过11次心理辅导，逐渐打开少年尘封已久的心扉。日前，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杀母少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对其犯罪记录进行了封存。然而，这个案件背后父母与孩子之间爱和教育的纠葛，值得每一个家庭思考。

　　1

　　因枕套起争端竟举刀杀母

　　2012年11月25日中午，15岁的小超一如往常地在家中客厅里上网。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他觉得很放松、很开心。自从13岁辍学以来，上网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小超玩得正High的时候，耳边却传来了母亲陈惠英絮絮叨叨的责备声——“养头猪还能杀了吃肉，养你有什么用？再这样我不养你了……”对于母亲的谩骂，小超早已见怪不怪，但每次听到母亲说“我不养你了”，联想起母亲平日里对自己从没有过好脸色，他都会忍不住火冒三丈。但他懒得跟母亲争辩，因为在“强大”的母亲面前，小超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讲的，自己任何想法都会被母亲说得一无是处。听到母亲又来指责自己“无用”，小超觉得厌烦至极，愤愤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正准备躺上床，小超却发现了异常，洁白蓬松的枕芯斜放在素净的条纹床单上，单人小床上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谁动了我的枕头套？我的枕头套哪里去了？”小超突然像失控一般，粗声粗气地咆哮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愤怒。

　　此时蜷腿盘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的陈惠英，没想到自己才随便“教育”了两句，不争气又坏脾气的儿子甩门也就算了，还为了区区一个枕头套对自己大吼大叫，她气不打一处来，头也不抬冷冷地回道：“那破枕头套被我扔掉了！”

　　小超怒火中烧，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个从来就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的“凶”女人，愤怒和长期积压的怨恨瞬间集中爆发。“我要拿刀捅死你！”他一边跑向厨房，一边歇斯底里地对母亲吼道。

　　同样在气头上的陈惠英本想继续“教育教育”儿子，但看到小超果真到厨房拎了一把菜刀冲出来，她顿时慌了神，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拖鞋都来不及穿，本能地拉起正在家里做客的好友张倩一起大步躲进了卧室，并反锁了门。小超在外面拼命敲门，不停地扬言要杀死陈惠英。

　　“儿子，别冲动！别冲动！”陈惠英一边错愕地大叫，一边和张倩一起使出全身力气抵着门。使劲拧了几下门锁却怎么也拧不开，满腔怒火的小超顺手抡起客厅的一把金属椅子，用椅子角狠命地砸门。

　　从没想过一向沉默寡言的儿子会变得这般凶狠，陈惠英带着哭腔，声嘶力竭地叫道：“别砸了！别砸了！枕头套被我拆下来洗了！我去给你拿回来！”可是小超并没有半点停止攻击的迹象，“我要杀了你！”他像疯了一样大声吼着。

　　“张阿姨是无辜的，你不要伤害她！”看着身边被吓得哭出声来的张倩，陈惠英隔着门和小超谈判。可是怒不可遏的小超哪里听得进去，他撕心裂肺地大吼：“你叫我不要我偏要！我今天就要杀了她！”

　　眼见着卧室厚厚的木头门逐渐被金属椅角的巨大冲击力砸穿，露出了比拳头还大的窟窿，门上的木屑不停地飞溅进来，又听到小超说要杀了自己，张倩抵着门的身体开始瑟瑟发抖。她生怕小超会冲进来，拿刀挥向自己，于是泪眼模糊地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小超砸了半天也没有砸开门，觉得有些累了，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休息，并将客厅通往楼道的门反锁了。

　　接到报警后，警察很快赶到，敲门，小超既不应答也没有开门。情急之下，警察撬开房门，冲进客厅制服了小超。

　　2

　　谁来拯救我 “一团污秽的童年”

　　据证人张倩陈述，她在好友陈惠英家借住的几天里，这已经是小超第二次举刀要杀母亲了。办案人员都很疑惑，是什么原因让小超对母亲的感情如此淡漠，甚至会为了区区一个枕头套而刀戈相向呢？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七八岁时被我后母领养，她对我不好，一直用言语侮辱我，还曾因生意失败要带着我一起跳楼。枕头套是我从孤儿院就一直带在身边的。”倔强的小超一直坚持说陈惠英是后母。

　　将信将疑的办案人员询问了小超的外婆、舅舅等多位亲友，并为母子俩做了DNA亲子鉴定。然而，鉴定结论显示陈惠英确系小超生母。对于小超为什么会有是“孤儿”的想法，陈惠英也感觉有些奇怪。她回忆说以前小超也提到过“后妈”的说法，但自己从来没有当真，以为是一时的气话。谈到小超的成长经历，陈惠英对办案人员解释说，“小超三岁就开始上全托幼儿园，周一到周五他在学校，周末回家时我又常常都在加班。2006年，我和他爸爸离婚，小超判给了他爸爸。之后，我去了日本工作……”

　　父母离婚后，小超辗转住过奶奶家、阿姨家等多个地方。父亲的脾气也不好，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责骂小超。因为成绩不好又对学习没有兴趣，小超上学至初中一年级就不想读书了。父亲因为忙于工作，也就默许了。

　　2011年，父亲因糖尿病去世。孤苦无依的小超被接到了苏北乡下的外婆家生活。从小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小超对家庭逐渐丧失了归属感，父亲的打骂、母爱的缺失让小超逐渐产生了自己其实是“孤儿”的想法。而在同奶奶、外婆在一起的日子里，按照他的说法，自己的遭遇跟电视里演的“孤儿”一样，在哪里都不招人待见，动不动会被责骂。他感觉这些所谓的“亲人”都是被人为安排的，而不是有真正的血缘关系。

　　案发前一个月，回国后在苏州发展的陈惠英将小超接到了身边。因为过早辍学，加上在家里整日无所事事，让一向注重事业的陈惠英对小超产生了“恨铁不成钢”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由于双方生活在一起而加快“发酵”。“吃货”、“猪”等一系列在小超看来无比恶毒的词语被母亲用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工作其实很辛苦，回到家后看到这个不上学又不工作的儿子，就上火。”陈惠英这样解释当时的心态。小超本来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母亲就比较抗拒，一起生活后母亲的“刻薄”更加剧了小超的“母亲是后母”的想法。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小超整天都觉得生活很压抑，感觉像在地狱受煎熬一般，有时候甚至睡在公园里也不想回家。

　　而陈惠英只是对这个儿子更加失望，没有想到和儿子做一次彻底的沟通，更没有想到一向畏畏缩缩的儿子会真的拿刀挥向自己。

　　在陈惠英的申请下，医院为小超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是：“具有精神偏执症状，对事情辨认能力受损，情绪、行为控制能力削弱，属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医生说，动荡不安的童年生活经历是造成小超精神障碍的重要原因。

　　3

　　11次心理辅导化解心中坚冰

　　虎丘区法院少年庭法官潘强生对第一次提审小超时的场景记忆犹新：2013年2月28日那天下着中雨，为了不增加小超的心理压力，他特意将提审地点设在了布局温馨的法院青少年维权工作室。而在此之前，法院对小超的成长环境、平时表现等进行了审前调查。调查显示，小超一贯表现良好，遵纪守法，待人友善。法官经过阅卷发现，小超应该是一时激愤起了要杀母亲的念头，而他的心理状况又让他情绪失控作出了危险的行为。

　　“他永远低着头，被问到十句话也最多回答一句。”潘强生回忆起当时会谈的经历，他说当天他感到最为意外的是，在被问到想不想回归自由的时候，一直不肯说话的小超竟然回答：“最好关我四五年，那样我出来的时候就成年了，就不用跟‘她’住一起，也不用靠‘她’‘养’了！”

　　这样的回答让潘强生很犯难，如果小超坚持不肯认罪，将对量刑很不利，而好几年的监狱生活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特别是像小超这样偏执的孩子，相对封闭、机械的牢狱生活或将给其心理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第一次提审并不成功，无论法官如何发问，小超并不想多说话。看着眼前这个瘦弱又青涩的男孩，潘强生觉得很痛惜，他认为不能对案件简单地一判了之。而要挽救小超，就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弥补母子之间的裂痕，让小超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经过多次讨论，合议庭决定对小超启动庭前亲情感化程序。第一步就是为小超聘请心理咨询老师，希望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打开这个执拗少年的内心世界，也给法院的“教育、挽救、感化”工作铺平道路。可是，寻找合适的心理老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潘强生打了很多电话，跑了多家咨询机构，得到的回答要么就是不做犯罪嫌疑人咨询，要么就是需要上门咨询。

　　3月22日，正当潘强生一筹莫展的时候，办公桌上摊开的《姑苏晚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篇心理咨询师权昕的专栏文章，让“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他又看到了希望。

　　心理咨询师权昕爽快地接受法院委托为小超做心理辅导。“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小超一开始很沉默，后来说话了但是很违拗，他再三叫我下次不要来了。”权昕回忆起跟小超会谈的经历。

　　在3次心理辅导后，小超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很大改观，对母亲的敌对情绪仍然很强烈，不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认错，甚至不愿意提起自己的母亲，偶尔几次说到也都用“她”代替“妈妈”的称谓。连续三次毫无进展，一向自信的心理咨询师也打起了退堂鼓。

　　案件再一次陷入僵局，可是潘强生并没有放弃。“能否从陈惠英身上寻找突破口呢？”跟合议庭成员一起讨论过这个想法后，潘强生约见了陈惠英，说服她也接受心理咨询，并鼓励她去看守所看望小超。

　　4月11日，陈惠英把小超心爱的枕头套送到了看守所，还给小超送去了几本励志的书籍。阔别多日后的母子再次见面，陈惠英隔着铁窗，推心置腹地和小超讲了很多自己在异国他乡为事业拼搏所付出的艰辛，以及做母亲的心路历程。小超安静地听着，看着一向坚强的母亲在自己面前泪如雨下，他似乎有些动容，但始终不知道说些什么。

　　在第7次心理辅导后，小超对潘强生表示想为当下发生的四川雅安大地震捐助一些钱……第8次后，他说钓鱼岛事件时母亲的店被砸，自己其实很担心母亲的安危……第10次后表示以后想赚钱养家，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

　　终于，做完11次心理辅导后，潘强生欣慰地接过咨询师提交给法院的评估报告：“小超因为生活经历及家庭情况有自卑的心理，加上处于青春期晚期，遇事容易冲动。通过这段时间的沟通，小超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开始理解妈妈。希望妈妈能给他多一点温暖和自信，法律能给他多一点宽容。”

　　4

　　走出阴霾 迎接“新起点”

　　2013年5月9日，虎丘区法院第二法庭，小超的案件第一次开庭。潘强生让法警为小超解开了械具，让他和妈妈都“把这次庭审当成一堂课”。

　　这天，被告人席上的小超跟几个月前相比如同换了一个人。他不再一直低着头，而是一会儿看看被害人席上热泪盈眶的妈妈，一会儿看看充当法定代理人的两鬓斑白的外婆，紧蹙的眉头下，双目中写满了要对亲人说的话。

　　在法庭上，小超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我觉得自己错了，这件事情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小超真诚地说，“以前我和母亲沟通太少了，作出这样的行为我很后悔，觉得没脸站在妈妈和外婆面前。”

　　既是被害人又是被告人监护人的陈惠英早已泣不成声，跟自己亲生儿子对簿公堂的现实，让她哽咽难语。公诉人向法庭申请后，代陈惠英宣读了她写给司法机关的情况说明，对于自己多年来对儿子缺少关爱表示深深的悔意，并郑重地向小超道歉。

　　“希望法庭从轻处罚小超……我能做到与小超好好沟通，创造一个让他回家的环境，我愿意做这样一个改变。”陈惠英一边抹眼泪，一边诚挚地表态。

　　5月23日，虎丘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小超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小超犯罪未遂，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经鉴定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且本案系家庭内部矛盾、亲情纠葛引起，法院综合考虑小超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小超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这件事情让你们清楚地了解到，原来对方这么好。上帝给每个人礼物，这些礼物包装得不好看，但是打开它，里面的东西是发亮的。”同样是母亲的人民陪审员孙志艳的话让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很感动……

　　小超说，上学时他曾获过作文竞赛三等奖，长大后想为自己写一本传记，已经想好了两个标题，分别是“一团污秽的童年（7岁至15岁）”、“新的起点（16岁——）”……

　　宣判后，小超被母亲接回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与此同时，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对小超的犯罪记录进行了封存。陈惠英承诺会让小超继续上学并接受心理辅导。

　　希望他们能用时间、爱以及沟通，填平这场诉讼带来的沟壑。

　　（除法官、专家、人民陪审员外，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官提醒

　　沟通或许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

　　这场道德悲剧并不是小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其整个家庭系统矛盾的爆发。

　　沟通或许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本身就负有爱护、教育子女的神圣职责，不能仅给予物质上的满足，更要注重精神上的沟通和关爱，否则孩子从小缺少爱和情感的滋养，容易内心孤僻且敏感脆弱，面对长期以来粗暴的教育方式，以及整个家庭关系的动荡，那种想被爱而不得所产生的绝望以及对家长管教的逆反心理，是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同时，和小超情况相似的一些未成年人往往由于涉世不深，不能正确认识和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走向违法犯罪。希望误入迷途的未成年人能够以此为鉴，真正感受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关爱和温暖，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憧憬，多方面培养自己的品德性格，以期将来自己为人父母时，对自己的子女能够给予良好的教育方式和环境，做到上慈下孝，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