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这是我国合同法关于债务法定抵销的基本规定。按照通常的学理解释，适宜抵销的债务是种类之债和金钱之债。但是，不同种类的金钱之债可否抵销？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要求的“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要件。

　　假如甲企业对乙企业有不动产租赁合同租金债权（以日元计算），以生效的仲裁裁决为据，请求法院予以执行。乙企业提出异议，理由是乙企业对甲企业有买卖合同解除后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以美元计算），并有法院生效判决对此予以认定。乙已向甲发出通知，主张两债权抵销，故不应再有执行问题。在该事例中，一方的债务是以日元计算，另外一方的债务是以美元计算。这一问题当然与执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此问题，目前尚未检索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立场，也没有发现中国学者的专门论述，更不存在什么通说立场或者权威意见。上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答。以下进行学术探讨，供实务参考。

　　有观点认为，不同币种的金钱之债彼此可以抵销。主要理由是：特定的货币根据某一时点的汇率是可以进行兑换的。换言之，不同币种的货币可以通过相互换算，从而达到同种币种的目的。因此，上述设例中两债务所对应的币种虽存在差异，但由于可以兑换，故可以认为两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从而可以行使法定抵销权。

　　上述理论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从解决中国实务问题的立场着眼，似应以否定不同币种金钱之债场合的抵销权为宜。以下说明相关理由：

　　其一，什么是我国可能的通说立场呢？我国目前的民法解释论深受德国法的影响，因而，德国民法的解释论对我国通说的形成最具参考价值。通过查阅德国权威的注释书《民法典慕尼黑评注》和《民法典施陶丁格评注》等，发现德国通说见解认为，分别以外国通货和本国通货计量的债务根本不属于“相同种类”，相应地，抵销仅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场合始得为之。按照上述德国通说见解，上述设例中的两项债务，由于分别以不同的货币计量，根本不属于相同种类的标的物，因而不发生抵销权，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够单方主张抵销（法定抵销不可能），只能够通过合意抵销（合同法第一百条）。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抵销的合意，便得不出抵销的结论。

　　其二，从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着眼，自建国以来，就中国的企业与个人存在着由强制结汇（1949年至1979年）到逐渐放松管制（1980年至2007年）进而到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2008年外汇管理条例第五条，意愿结汇）的变迁。企业和个人可以自由拥有和支配外汇的范围逐渐扩大，甚至国家允许企业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外币计价结算（注意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但书）。国家意志撤退的领域，也正是允许企业和个人意志舒展的所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对外汇实行管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外汇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而言本身具有稀缺性。外汇固然是一般等价物，但它又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还具有一般等价物之外的特殊意义或价值。如果任由一方主体借助抵销制度使相对人的外汇债权在非同种通货的情形下归于消灭，无异于剥夺了该外汇债权人所享有的一般等价物之外的特殊意义或价值，有失公平，也是对于该外汇债权人意志的漠视。

　　其三，可否依目的解释得出允许抵销的结论？有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中设立法定抵销的目的有二：一是节省给付的交换，降低交易成本，突显民法效益原则；二是确保债权的效力，即在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时，如一方当事人只行使自己的债权而不履行自己的债务时，对方当事人可以以单方意思表示行使权利进行债务抵销，从而保护其正当利益不受侵害，以体现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该观点认为，不同币种的货币可以根据一定的汇率通过相互换算，从而达到同种币种的目的。通过换算而达到抵销，这是完全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的。另外，对不同货币的金钱债务进行抵销可以节省给付的交换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有利于加速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结，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体现我国民法的效率原则。

　　上述观点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时至今日，德国民法通说在德国依旧，想德国法学人才辈出，法学方法论何其发达，上述区区论点不会没有人意识到，也不会没有人提出过，可是为什么不为通说所采呢？看来，就此问题想通过简单的逻辑推演（所谓“论理解释”）加以解决，想法未免天真。依目的解释并不能当然得出可以发生抵销权的结论。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原因，恐怕还应向当事人的意思寻找。

　　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价款或者租金以美元或者日元支付，必然有其特殊的目的。此种目的，已然体现在当事人的约定之中。而按照“契约严守”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约定，对于他们而言，便相当于他们的法律。有效的合同约定，同样也会得到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尊重。对于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或者租金，纵然是以外币表示，在裁判主文中也不会变成人民币（比如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舟商外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商外终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437号裁决书等），均表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其四，允许不同币种的金钱之债依一方意思相互抵销，则可能带来其他问题。比如就前述设例而言，乙主张以其美元债权与甲的日元债权抵销，由于币种不同，如何确定统一的标准？以美元为标准？以日元为标准？或者以人民币为标准？汇率变动不居，以何时的汇率进行结算，也是问题。当事人意见不一、极易引发新的纠纷。

　　其五，什么是可能的裁判立场？相较于学说，我国司法裁判对于法条的解释宁可从严，也不从宽。对此，可有许多事例加以佐证，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将债权人代位权场合可得代位的债权解释成为“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第一款）。由此出发，对于本案争议问题，对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要件，从严解释，即不同通货计量的债务属于不同种类的债务，更符合法院的习惯做法。

　　最后，有必要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前文所举设例中并不适用。依该条后段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债务抵销虽有异议，如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一方当事人有抵销权，而设例中的争点在于是否有抵销权。如上所述，否定不同币种债务之间产生抵销权，在实践中更符合对于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理解，由此，并不涉及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适用问题。

　　综上，不同币种的金钱债务属于不同种类的债务，不应发生抵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