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某某于2011年9月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经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5000元，因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级法院。在上诉期间，其于2011年10月8日向邻县公安机关检举他人贩卖毒品的事实，邻县公安机关根据其检举线索成功抓获贩卖毒品的犯罪人员一名，并于2011年12月30日出具了关于熊某某立功的证明，认定熊某某的检举行为是重大立功行为。但2011年11月28日上级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维持原判。终审判决后，熊某某认为二审判决未认定其有重大立功行为的事实，提交了邻县公安局认定其重大立功的证明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要求认定其由重大立功行为，依法应减轻其刑罚。

　　该案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即当事人在一审判决宣判后才有重大立功行为的（建立在熊某某一审判决之前就已知他人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应如何处理。

　　1、从二审审理的角度。在二审审理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二审应针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该案中，在原审审理时，熊某某的重大立功行为尚未发生，不存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且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审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从再审审查的角度。熊某某因二审未对其重大立功行为进行认定，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要求对其重大立功行为进行认定，依法减轻其刑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该案中，熊某某以其重大立功证明为新证据，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错误，要求再审。很明显，熊某某重大立功的行为发生在一审判决宣判后，在原审判决作出时，其重大立功行为尚未发生，原审不存在认定。因此，熊某某申请再审的理由亦不成立，其要求再审的请求依法亦不应得到支持。

　　3、从法理上分析。法有教育引导的功能，刑法作为国家惩治犯罪的重要法律，其教育引导功能更应得到体现。该案中，熊某某在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及至法院审理作出判决前，均未检举他人贩卖毒品的事实，而是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才检举他人。笔者认为，熊某某可能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如果一审判决的刑期在其可接受范围内，其可能不会检举他人，但一旦超过其心理预期，就通过检举已知他人犯罪的事实来争取获得宽大处理，如果二审未改判，其再申请再审。针对这种在一审判决作出后上诉期间才有重大立功行为的情形，笔者认为因此种原因申请再审的行为不应得到鼓励，如果得到鼓励，将使得被告人在量刑结果出来前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不利于公安机关通过犯罪嫌疑人的检举来获得他人犯罪的线索，不符合刑法的教育引导功能。

　　4、对于熊某某的重大立功行为，笔者认为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获得宽大处理，而不是通过上诉或者再审来减轻刑罚。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本案中，熊某某的重大立功行为发生在判决执行期间，根据刑法有关减刑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熊某某的重大立功行为属于可以减刑的情形之一，其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申请减刑，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减轻刑罚。

　　（作者单位：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