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施万中,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原总经理,公司党组成员

　　●林东华,湖北移动原副总经理

　　●李向东,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原总经理

　　●李华,四川移动原总经理

　　●沈长富,重庆移动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马力,中国移动数据部原副总经理

　　●叶兵,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卓望控股原CEO

　　5年前,2006年“两会”期间,重庆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长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点评了商业贿赂中六大“滋生地”案例,提到要加强监管,整治商业贿赂。

　　颇具戏剧性的是,5年后的2011年10月10日,沈长富却因涉嫌受贿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他在任职期间收受贿赂3616万余元。

　　《法制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作为控方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审查查明,从1990年至2010年,被告人沈长富先后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后更名为重庆市移动通信局)副局长、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后更名为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重庆移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多家公司请托,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取利益。20年里,这个重庆移动前掌门人,涉嫌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616.29万元。

　　父亲吃回扣捞好处

　　“权力寻租”大肆吸金

　　1951年5月出生的沈长富是重庆市垫江县人,18岁就从重庆插队到涪陵永安公社当知青,两年后被抽调至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信分局任机务员。在北京邮电学院深造后,沈长富在重庆电信系统一帆风顺,从电信局收发讯台副主任直升至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在当地电信行业,沈长富可谓是元老级人物,此后十余年执掌着中移动重庆公司。

　　记者了解到,沈长富还获得过邮电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奖”、“重庆市60年影响经济60企业家”等称号。在2004年,他当选过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常委,2005年和2008年分别当选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0年10月19日,已从一把手位置上卸任的沈长富,在北京机场被中纪委带走调查,2010年12月29日被重庆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1年1月12日,沈被执行逮捕。同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因涉嫌违法违纪,沈长富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其实,从检方的指控来看,沈长富早年在重庆市电信局工作时,就开始受贿敛财,开始了人生的“堕落轨迹”。

　　沈长富最先结识金邦贸易公司、华通国际电讯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汉明,两人“商量”成一笔“买卖”:由薛汉明的公司向重庆电信局供应寻呼机,每台给予沈长富回扣5元钱,后又涨到10元。

　　此后,在将薛汉明设立的981寻呼台所持股份转让给重庆市电信局的过程中,沈长富同样提供了帮助。从1990年到1998年间,沈长富先后多次收受薛汉明的好处费,共计162万余元。

　　1997年,沈长富担任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认识了香港商人毛节琦。毛节琦是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在此前,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曾与瑞典爱立信总部签订合同,毛节琦担任爱立信总部的高级顾问,负责中国市场。

　　为尽快占领重庆移动通讯设备市场,毛便向沈长富行贿,折合人民币共计有1747万余元。沈长富在庭审中回忆:“当时他们说将按‘国际惯例’给我2%的提点。”

　　从1997年到1998年,为了规避“风险”,沈长富安排其亲属汪晓诚(另案处理),分别在北京、深圳等地4次收受毛节琦以汇款方式所送的美元。短短两年内,沈长富收受了141万余美元。

　　2008年1月,沈长富授意毛节琦为其开设港股票账户,并通过毛节琦注入资金的方式,两次收受港币600万元。

　　2010年3月,沈长富在重庆市渝北区金科大酒店附近亲自收受了毛节琦带来的6万元人民币。一月过后,沈长富又以资金紧张为由,主动向毛节琦索要现金。为此,毛节琦又到沈长富重庆移动办公室内,送去人民币20万元。

　　另外,在1998年,沈长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香港友邦电讯公司法人代表陈树畅的请托,为该公司转让其在重庆澳斯通讯语声技术有限公司内的股份给重庆市电信局提供了帮助。为此,沈长富安排其朋友蒲德超在广东佛山先后两次收受陈所送人民币180万元。

　　2011年10月10日,沈长富涉嫌受贿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在看守所羁押300多天后,他是中移动在今年出庭受审的第五个中高层。此前,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中移动原党组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已相继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儿子挂名领薪6年

　　“天价招呼”后赚取1309万

　　在沈长富受贿敛财过程中,国内某知名通信设备供应商曾通过沈长富之子沈俊成进行“公关活动”。

　　2003年,沈俊成从海外留学毕业回国。不久,沈长富便将他安排到该通信设备供应商处上班。出于避嫌考虑,几天培训后,沈俊成到该公司的成都办事处任职,并在2004年年初离开,自己创业做生意。

　　此后,该通信设备供应商却将已事实离职的沈俊成的工作关系转到沈阳代表处,继续为其发放工资、奖金和公司股票分红。从2004年到2010年,沈长富间接收受这些贿赂计有131万余元。当然,在沈的支持下,该公司在重庆移动市场的销售份额也得到较高占有率。

　　沈家父子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刘卫。刘卫以前是成都电信局的职工,跟沈长富很早就熟识,关系密切。2004年年初,沈俊成离开上述公司的成都代表处后,即与刘卫创办了四川冠达通讯工程有限公司,这也是两人再度合作。此前,两人成立过冠新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资金全部由刘卫出,但沈俊成占有55%股份,价值66万元。

　　为了能让新设立的四川冠达承揽到重庆移动基站维护的生意,沈长富不止一次在公司董事会里跟下属们打招呼,要求关照四川冠达这家公司,指定四川冠达对万州片区的1000多个基站代理维护工作。

　　此后几年,沈长富如法炮制。在他“金口玉言”式的招呼下,到2007年,四川冠达在万州片区获得的基站维护数已达2500多个。在2008年和2009年,该公司陆续接手重庆市主城片区白市驿及长寿片区共360多个基站代理维护工作。

　　从2004年起至2010年案发,四川冠达承揽重庆移动基站的外包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获利自然颇丰。2007年至2009年,沈俊成以占股份分红的名义先后3次分得人民币1309万余元。当刘卫将分红事实告知沈长富后,沈表示认可。

　　“刘卫如果直接给我拿现金,我不见得一定要收。他把沈俊成拉进来,就是围绕我转一圈,避免我的身份被揭破。”沈长富在庭审中说。

　　2011年2月19日,沈俊成在云南省丽江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1年10月11日,沈俊成在他30岁生日这天,站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

　　治理垄断领域腐败

　　亟待建立相应监督机制

　　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如今身陷职务犯罪的官员不在少数,然而像沈长富这样潜伏20年屡屡受贿的案例却并不多见。

　　2007年“两会”中,在重庆团分组审议时,代表们就电信等垄断行业的资费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重庆大学教授黄席樾代表认为,“垄断思维仍然没有改变,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不过是为了巩固垄断地位而做的一种姿态罢了”。

　　在庭审期间,沈长富自称中移动自上而下都采取项目邀标制,而不是招标制。邀请招标是相对于公开招标而言的特别招标形式。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有5种情况经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在沈长富看来,邀请谁参与、谁不参与是他的权力。在确定邀标范围后,他还可以通过主持决策层会议,以打招呼的方式让行贿者中标。

　　在2010年“两会”期间,沈长富提出《关于加强网络规范管理,构建健康网络环境的建议》的议案,被网民直呼雷人,网上知名度非常高。

　　对于网络预防腐败的问题,沈长富也算有“真知灼见”:他认为不能把反腐希望全部寄托在网民身上,而应该通过制度建设、技术支持,形成有效的预防腐败的机制。

　　但是,这种“真知灼见”现在看来并没有对沈长富自己发挥作用。20年来,沈长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演了“台上大讲反腐倡廉,台下大搞贪污受贿”的荒诞故事。

　　-沉思录

　　腐败的一个特点,是常常和垄断性的暴利行业联系在一起。监管没有跟上发展,导致移动高层人士一个接一个倒在贪污受贿的问题上。

　　“重大交易事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加强企业重大交易事项民主决策的制度建设。”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吴太轩认为,垄断企业高管的权力范围应清晰明确,其权力行使应有严格的程序,企业的内部监督不能是空架子。她还建议修改刑法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提高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增加资格刑。

　　此外,国企反腐的终极目标应该不仅是惩治腐败分子,更应该是督促一路高歌猛进的大国企们,调整方向,修补规则。挽救人,挽救企业,也是促进这个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