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20、21日两天，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三家报纸——《申报》、《时事新报》、《时报》，连续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启事，内容蹊跷而诡异，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刊登启事者为张冲，国民党最大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这则启事，实为离间之计。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在显著的位置，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于一个月之后，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寻人者黄毅见面，原因是：家有要事相商。

　　谁也没有想到，这貌似寻常的一则寻人启事，在不久之后，突然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振奋人心的一页。

　　这则“寻找伍豪”的启事，看起来似曾相识，估计来者不善。可以推断，这一则启事，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因为早在4年前，负责“反共剿共”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达到把共产党赶尽杀绝的目的，就曾经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使用相同的手段，炮制过一则所谓的“伍豪启事”。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多家报纸，连续2天，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启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动。

　　就在第一份启事见报不久，中共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在江西瑞金，针对伍豪脱党的谣言发布了一个布告。

　　那么，伍豪是谁呢？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介绍:1919年，我的伯父从日本回来，参加五四运动的时候，在天津很多的那些大学生一起参加革命，参加五四运动，成立了一个觉悟社，要追求一些新意嘛，就是不用原来的名字了，我们就用编号来叫名字算了，就大家抓阄，抓50个阄，抓到谁就是用这个谐音来起名字，我伯伯他抓的是第五号，所以就叫“伍豪”。

　　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要利用伍豪造谣中伤呢？原来，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正当他们准备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然后邀功请赏之时，谁料，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电报，并连夜递出了情报。周恩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果断地全部转移，于是顾顺章就完全扑空了。

　　国民党特务失败后，很不甘心，他们又策划出一离间计，用周恩来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那么，4年之后，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以相同的口气，刊登出“寻找伍豪”的启事，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又是国民党特务的杰作。那么，这一次故伎重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恰如中共领导人所料，这则“寻人启事”，正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其策划人即是启事落款人黄毅，真名叫张冲，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其实，4年前，刊登“伍豪启事”的国民党特务，正是此人。当年，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前来抓捕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使中共中央险遭灭顶之灾。搜捕失败后，张冲受命炮制了“伍豪启事”。

　　张冲孙子张俭若介绍：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共实际上是顾顺章事件的延续。

　　但是，今非昔比，4年后，张冲如法炮制的这则寻人启事，却另有玄机。实际上，这则寻人启事，是他奉蒋介石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

　　那么，蒋介石到底要试探什么呢？

　　张冲受命放出的这只试探气球，目的是主动议和，所图的是联合抗日的大计。1935年8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正式发表，呼吁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

　　此时，在蒋介石的眼里，被赶到陕北的共产党，已没有力量与他全面抗争。凭着他以往收编地方军阀势力的经验，他认为让共产党归顺到自己旗下的时机已经到了。

　　但是，几乎被他赶尽杀绝的共产党人，都转移到了地下，这个时候，纵使蒋介石想议和，令他苦恼的是，对手被自己逼得已不知去了何处。因此，他立即指示陈立夫，负责寻找共产党。

　　当时的陈立夫急于求成，知道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就叫张冲在报上尝试着寻找周恩来。

　　寻人启事刊登后，张冲派人在约定时间地点，昼夜守候在这家饭店里。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共产党没有任何消息。

　　周恩来虽未出现，但实际上，中共随即用公开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向全国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两个月后，香港《生活日报》又刊登出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的人由伍豪变成了“叔安”。“叔安”，潘汉年的化名，当时在香港全面主持中共情报工作；刊登启事者黄毅，还是张冲化名。

　　这一次，张冲是否能如愿，与中国共产党接上头呢？

　　潘汉年，化名叔安，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潘汉年调到中央特科工作，随后又成为中央特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

　　当天下午，潘汉年悄然来到香港九龙酒店，和张冲见了面。

　　那么，潘汉年是如何知道张冲的暗号，张冲又如何知道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在香港等他呢？

　　1935年，是中国局势发生巨变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日本不断膨胀的侵略野心，严重地影响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于是，举兵抗日已是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

　　1936年初，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苏联后，就奉蒋介石的命令，找到共产国际，希望面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已近10年，中共代表拒绝了他。

　　邓文仪自然不甘罢休。后来他找来说客，最终中共代表奉命按照谈判规格，派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潘汉年，与邓文仪进行了初次接触。首次接触，双方就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一拍即合。他们约定，择日继续谈判。

　　但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邓文仪通知潘汉年，他临时接到任务要去欧洲。临行前，邓文仪又突然告诉中共代表，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谈判。为保证谈判的安全性和隐秘性，邓文仪建议潘汉年回国时可先到香港。

　　张冲孙子张俭若介绍：邓文仪告诉潘汉年，他到香港以后，报纸上会有人来寻找叔安，落款人是黄毅。

　　潘汉年与张冲，这两位在隐秘战线上曾激烈交锋的对手，带着各自的使命，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数月，终于在东方明珠香港见面了。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会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反蒋抗日”的总方针及时地改为“逼蒋抗日”。

　　就在国共代表初步会谈，中共开始调整对国民党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应命随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扣押于西安西京招待所，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也一时失去了联络。

　　蒋介石被扣押后，张学良、杨虎城马上电告全国，陈述了捉蒋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政治主张。

　　张学良原以为，扣押了蒋介石以后，即可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蒋介石拒绝对八项主张作出任何的妥协。这个问题使张学良一筹莫展。

　　危机四伏的中国，暗流涌动，稍有不慎，中国就可能被推向万丈深渊而迅速灭亡。几天下来，张学良一次次地来到蒋介石的住处，竭尽所能，希望蒋介石作出承诺，但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获悉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火速派代表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代表的到来，让大多数人看到了希望，但是唯独蒋介石依然暴躁异常，并做好了死的准备。

　　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一次出现了新的转机，南京代表开始了与张学良、周恩来等人的谈判。

　　12月24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谈判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拥护蒋介石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宋美龄也代表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的承诺。

　　1936年12月25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周恩来再次见到蒋介石。这次，蒋介石终于同意抗日，也同意不再打共产党。就是这句话，使得张学良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然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序幕并没有就此揭开，国家的前途仍然布满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