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消息，以经济总量和企业利润迅猛增长为标志的特区深圳眼下正紧锣密鼓的筹备推动“非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成长壮大，从而使它们成为能够承接当地政府职能的运营主体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深圳经济特区非营利组织条例》已列入当地人大立法计划，并正在进行前期调研；《深圳市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实施方案》也会很快出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说，如果说前30年特区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效率优先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从现在开始特区的主要使命就是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体系”。

　　他说：“这意味着大量公共服务要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出来，交给社会组织，这样政府才能站在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监管和服务。”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深圳在过去的30年中主要是承担了在经济领域探索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路径的任务。

　　统计显示，30年来，深圳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8％，2009年实现本地生产总值8201亿元，人均ＧＤＰ达到1．36万美元，居中国大中城市首位。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说，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的许多经济政策和举措是具有“引领性”的。”深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成功分离，以及民营经济的发达，都充分说明深圳在市场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

　　然而，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深圳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成就也凸显了它在社会变革领域中的相对滞后。

　　谭刚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深圳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主体和需求日益多元化。但许多本应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职能仍然被控制在政府部门手里，民间力量的发展“一度举步维艰”。

　　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李光明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说，在2007年决定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为深圳当地60万名“流动儿童“提供校外辅导服务，他一度奔走于各个行政部门之间，却不得其门而入，难以找到负责的“主管单位”。

　　此外，伴随着经济发展，深圳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但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缺失使得化解矛盾的空间大幅压缩。一些专家认为，今年位于深圳的外资企业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12起年轻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在频发的跳楼事件背后，是很多来深圳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处于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情感方面、心理方面、组织体系都得不到满足的客观事实。”曾赴富士康调研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

　　他说：“虽然富士康事件具有特殊性，但这的确说明了深圳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建设有不足之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如何平衡‘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均衡发展，应当成为深圳未来变革的重中之重。”

　　一些迹象显示，目前深圳正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而一些举措显示，改革是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努力。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人们已经认识到，公营机构由于体制上存在天然缺陷，在满足公共社会需求方面基本上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的体制。

　　他说：“在未来，政府应该更多向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培育、鼓励成熟的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重任。”

　　有关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深圳地方政府已经取消、调整和转移284项职责和行政审批事项；此外，深圳还出台意见，将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解决了困扰社会组织找不到“主管单位”的问题，同时积极为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扶持。

　　2009年，为难以找到“主管单位”而苦恼两年的李光明终于拿到了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成立的证书。2010年，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拿到深圳市福彩公益金的50万元的资助，一年的运营费用全部得到解决。

　　权威人士表示，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针对社会公众的需要，深圳市政府会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一样孵化、培训有潜力的社会组织。

　　马宏表示，深圳民政局已经将深圳梨园路上的一个旧仓库改造成为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目前已有6家缺乏资金和场地的草根公益组织入驻孵化试验基地。

　　在政府和社会的通力合作下，深圳市的社会组织数量明显增减。2002年，在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1486家；2010年6月，这个数据已经增长到3862家。这些社会组织覆盖了工商经济、科学研究、社会事业、慈善等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