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供职。出乎想象，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办公场所竟是一栋极其普通的旧楼，看上去一点也不壮观，更谈不上威严。内部结构除办公室、会议室，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礼堂，唯独没有法官审判活动的特定舞台——审判法庭。

　　实际上，没有审判法庭并不影响法官办案，就是有也未必用得上，因为当时的所谓审判就是刑事案件，主要是召开公审大会和宣判大会，动辄千人万人，会上除了宣告犯罪分子的罪状和刑罚之外，往往还有群众高呼口号、领导讲话、群众代表发言等项“程序”。如此审判，需要大场地，如城市的体育场、广场，农村的打谷场、放牧场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要求司法审判规范化。可由于没有审判法庭，法官审判案件只能在办公室、会议室、礼堂、食堂临时布置法庭，到处打游击。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那场震动中外的世纪审判，就是在公安部大礼堂进行的。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巡视各地，为审判法庭建设大声疾呼：小贩卖东西还有个摊子，审判员审案子没有法庭怎么行，总不能把牌子挂在大树上露天开庭吧（大意）。当时，在全国法院推进审判法庭建设，并非易事，除了财力有限等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人们主观上对法制、司法的认识尚有偏差。

　　伴随着立法步伐的加速，司法工作领域的扩展，审判法庭严重不足，已成为法制建设中一个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下发通知，将审判法庭建设列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审判法庭建设逐步在全国铺开。但那时的审判法庭，严格地讲更像大礼堂、会议厅，而且门庭处几乎都有“严肃执法”之类大字牌匾，庭内点缀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不过，法官总算有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堂问案”了。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对审判法庭设计、规模、数量和配套用房、附属设施等，制定具体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终于使审判法庭建设逐步基本达到了标准化要求。

　　在审判法庭建设过程中，有一个重要问题颇费周折，那就是，刑事庭中法官、公诉人、辩护人和被告人、证人的座位应当如何设置？最后确定的为各方面所认可的方案是法官坐席在台上正面，公诉人、辩护人分列两侧，呈八字形面对台下的被告人和被告人后面的旁听席，证人席在台下右侧。这与国外通行的控辩双方皆居于审判台下，面对法官的设置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源于司法体制的不同。将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司法观念的转变，情况会不会有所变化，那就不得而知了。

　　审判法庭对司法权运行不只具有工具意义，更重要的，它还是司法属性、司法理念和司法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一个符号。在只是简单地把司法当作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刀把子”的时候，审判法庭可有可无；当法制建设日隆，但依然习惯于“运动式”司法，还局限于突出审判法庭的“震慑敌人、教育群众”作用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缺陷，甚至弄得似像非像；当司法功能回归到维护稳定、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本位的时候，审判法庭才能达到标准化的要求。

　　如果我们将审判法庭的变迁当作一个视点，来审视司法发展的轨迹，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不只是审判法庭这一建筑物及其设备的“升级换代”，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的富有无限生命力的现代司法精神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