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嘴叼1500元一条的“九五之尊”烟而闻名于网络，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近日丢了乌纱帽。不过，香烟门的另一主角—“天价烟”丝毫未受影响，不仅没有停产、改名，反而在节日的寒风中高价热卖。

　　一盒“天价烟”挡住了一位处级干部的仕途，也阻挡了控烟的步伐，让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举动显得尴尬而无奈。

　　周久耕成“香烟门”惟一牺牲品？　

　　2008年12月28日，周久耕被宣布免职。江宁区区委根据区纪委的初步调查，给出的两个处分理由是“发表不当言论”和“公款购买高档香烟奢侈消费行为”。

　　事实上，最初激起网民声讨的是周久耕去年12月10日要“查处开发商低于成本价卖房”的言论。随后，周久耕2007年和2008年在不同场合的两张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网民用红圈标出了他手边的“九五之尊”烟，据说他一天要抽两包，每包150元。此后，以抽“天价烟”、开名车、戴名表为支撑的“奢侈官员”形象深入人心，周久耕被冠以“天价烟局长”“周至尊”等名号火爆于网络，“天价烟”被看作是钱权交易的附属品。

　　在周久耕被免职后，有消息称“九五之尊”也将成为“香烟门”的牺牲品，为配合防腐败目的，降价销售甚至停产。还有报道称，这种烟不会下市，但要将有王者隐喻的“九五之尊”更名为相对低调的“九五”。

　　2008年12月30日，本报记者就这两个问题致电南京卷烟厂，厂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九五之尊仍在生产，而且目前没有接到更名通知。

　　事实印证了这位工作人员的话。节日的南京市场上，“天价烟”不仅没有断货、改名，反而在寒冬中高价热卖。1月2日，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百货商场，四五名营业员一早上疲于应付络绎不绝的顾客。柜台里的九五之尊价格坚挺，仍是1500元一条。营业员表示，烟价一直没变过，最近销量没受到影响。

　　在这个柜台，黄鹤楼1916价格为2000元一条，熊猫1000元一条，软中华800元一条，苏烟600元一条，被称为“送礼必备”。营业员说，这类高档香烟的销量不错，尤其是节日期间，往年春节期间甚至还会出现脱销的状况。“这么贵的烟，很多人是买来送礼的。”她说，“具体要看你办什么事，送什么人，再按价格来买。”

　　当天，营业员还热情推荐一款同为南京卷烟厂生产的“至尊”。这款烟的广告词写道，此烟不仅仅是优良的品质，还暗示了此烟与金钱、权力的关系——“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在古代，卿相这一官位相当于今天的总理。

　　事实上，和“至尊”一样，九五之尊最早的广告词也致力于搭建这一层关系。2006年一个高速路口的广告牌上写着：“九五之尊——厅局级的享受”。此后，这条广告词因舆论压力而被撤下，在“香烟门”中，还曾被网民翻出来广为引用。有观点认为，紧盯天价烟彰显了反腐的尴尬，与前不久“公费出国考察”事件类似，“香烟门”事件扯下了部分官员高端消费的遮羞布。

　　坊间的段子戏谑地表达官与烟的关系。比如“软中华金玉溪，这样的干部最牛气”；还有“一等烟民大熊猫，走遍天下全报销；二等烟民大中华，心里想啥就有啥；三等烟民芙蓉王，吃喝玩乐很猖狂；四等烟民红塔山，小车接送上下班”；甚至有人给官位与烟品描绘了一副图景：“普通领导，身上好烟好火；办公室主任，身上有火无烟，桌上全国好烟；而科长级别，身上两包烟，看人定标准。”

　　2008岁末，处级干部周久耕因一包150元的“天价烟”而付出了停职代价，其他质疑声也一起被压在这盒烟下。2009年新年，天价烟寒风热卖，周久耕被看作是“香烟门”中惟一的牺牲品。

　　“天价烟”烟盒排斥腐烂的肺

　　病变腐烂的黑色肺部、溃烂的口腔和残缺歪裂的黑黄牙齿、流脓的畸形脚趾……或是“您怀孕了吗？您哺乳吗？吸烟会伤害您的孩子”等图片和警示语，如果出现在“九五之尊”的烟盒上，周久耕还会将其放在会议桌上吗？

　　事实上，这些图片和警示语在国外的烟盒上屡见不鲜。“生动的宣传片和令人恶心的烟盒警示语，对控烟的作用非常明显。”中国卫生部健康促进与教育处处长李新华博士表示，假如一个吸烟者每天抽一包烟，一年中有7000多次机会和烟盒接触，如果能在烟包上印制警语和警示图片，是对吸烟者很好的教育。

　　甚至在出口的中华烟包装上，都印制着吸烟者脚部溃疡流脓的警示图片，出口的红双喜烟上则印着一个小女孩躺在病床上，套着帮助呼吸的医疗仪器，神情痛苦。旁边的英文警示语是：不要让孩子呼吸二手烟。

　　然而，这样的警示语很难出现在中国的烟盒——尤其是“天价烟”包装上。在中国，烟被分为数个档次，抽烟代表着一种地位，一种文化。在商家看来，烟是节假日、聚会、庆典、婚宴等特定场合的“传统必备消费品”，如果烟盒上印上上述内容，一定会影响销量。

　　2008年12月14日，网友“西方不亮东方亮”发帖《腐败不腐败看照片，南京房管局长抽1500元的烟》，照片中周久耕抽的“九五之尊”，是镶有蓝边的黄色盒子卷烟。在南京卷烟厂的网站上，九五之尊的包装以古代皇家专用的杏黄色为底，配上雕琢细致的双龙戏珠和蓝色云海图样，带有浓郁的“尊贵”含义。

　　九五之尊的这一包装并未遵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要求。2005年中国在纽约签署了《公约》，2006年生效。按规定，生效3年后，所有卷烟制品包装要印上不低于面积30%、并且可轮换的健康警语，但这一举措3年来并未实行。

　　直到几个月前，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不过，这份规定基本沿用了我国卷烟包装原有内容，在警语面积上，选择了《公约》要求的最低限度30%；警语底色允许使用与包装底色相同或相近的颜色；警语字体高2毫米(小六号字)就算达到要求。

　　“这样不能明确告诉吸烟者使用烟草的严重有害后果。”中国民间控烟组织的代表吴宜群表示，现在警示语比原来印在烟盒侧面的警语字体还要小，而且警示区域的底色既不“大而明确”，也不“醒目和清晰”，警示语的一半还采用大多数中国人不懂的英文警示语，更没有那些恶心的图片。

　　南京卷烟厂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该厂所有产品将从1月1日起统一执行这一标准，在烟盒上印制警示标。不过，节日期间南京新街口百货、山西路百货的柜台里，没有一盒印有大幅警示图和警语的九五之尊。

　　一位老烟民写博客说，类似“腐烂的肺”的图片印在烟盒上，对中低档烟的影响不大，但对高档香烟的冲击显而易见。“消费中低档卷烟的烟民不会因为烟盒难看而戒烟，但高档烟是用来送礼的工具，抽的人不买，买的人不抽。在走后门、疏通关系时，礼品上印着腐烂的肺，拿不出手。”

　　“控烟在这个环节遭到烟草企业的强烈抵制，执行下去需要政府的强势推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说。

　　然而，在2008年11月19日的南非德班国际控烟大会上，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作修改地通过，但中国代表团发言称，使用腐烂的肺等图片警示很困难，因为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尽管从法律上、健康上中国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

　　据媒体报道，一位来自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人士在会上发言称，“目前我国高档卷烟的消费中以礼品形式的转移消费占了很大份额，由于包装的巨大改变，将可能导致我国的高档卷烟从礼品形式的转移消费领域快速减少或退出，还可能导致高档卷烟的价格回落。”

　　当晚，中国被与会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以税控烟”的绊脚石

　　“天价烟”的礼品文化，让最近呼声甚高的“以税控烟”构想遭遇尴尬。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去年12月16日发布了一份“以税控烟”的报告。这份名为《中国的烟草税收及其潜在的经济影响报告》援引数据称，中国每年约100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占全球此类死亡人数的1／5。如果将烟草税率从目前水平提高到零售价格的51%，也就是每包卷烟增加1元钱的从量消费税，则吸烟者人数将减少1370万，340万人的生命将得以挽救。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将增加649亿元，这些税收可以作为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

　　报告的撰写者，四川大学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毛正中告诉本报记者，报告结论基于一个叫“价格弹性”的数据，即烟变贵，抽烟的人显著变少。不过，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烟民对卷烟“价格弹性”很小，也就是说，即使烟变贵，抽烟的人也不会因此而戒烟。

　　毛正中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学校做访问学者，他发现，国外的卷烟种类很少，每个国家都在10种以内，而中国的卷烟一度达到2000余种，最近两三年烟草企业兼并后，现在市面上还有200多种卷烟。

　　这份报告里用红色字体标出：“(弹性较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卷烟的价格有很大差异，从1.00元／包到超过100.00元／包，于是，当卷烟价格变化(提高)时，吸烟者很容易转而购买更低价格牌子的卷烟，而勿需戒烟。”

　　这份报告还指出，由于卷烟价格的差异范围很大，大幅度地提高从量税对吸高端烟的吸烟者影响不大。目前根据市场的认可程度，一般将行业内的一类烟(不含税调拨价每条100元以上)定位为高档烟。毛正中告诉记者，这部分卷烟目前已经征收了45%的从价税，但市场对一类烟的需求仍比较旺盛。一份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烟草行业共生产一类卷烟牌号65个，产量323万箱，销量由2002年240万箱增长到2005年330万箱，保持年均30万箱的增长量和12.5%的增长率。

　　那么提多少烟税，能让局长们不再抽“天价烟”呢？

　　和这套“以税控烟”遭遇的尴尬一样，中国控烟之路还相当漫长。2006年《公约》在中国生效，2007年中国卷烟生产量21413.8亿支，销售21395.9亿支——在中国政府签署《公约》后的4年中，卷烟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增加了约14%。

　　“《公约》条款的实施准则对缔约方并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仅靠道义的力量来约束。”姜垣表示，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控烟效果“很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