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份，正是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的最后攻坚时期，一个市中院指定执行的“骨头案”又交到我的手里。看着单薄的案卷、简单的案情、被申请单位的履行能力、农民身份的申请人，我又一次陷入莫名的沉思：难道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就真的不能享受到司法阳光，而非要走上上访的不归路吗？

　　为了吃透案情，我在值班的一个深夜，将审理卷和执行卷一一看遍。原告薛记法，一个普通农民，却有一手精湛的技术活计——打井。他手下有一个十多人组成的打井队，专门为农村打深水机井。虽然老薛的技术高，十有八九能取水成功，但农村打井的机会平并不多，而且多数为上级开发的农业项目，僧多粥少，很多时候老薛是空有一身好武艺，浑身有劲使不上，但老薛的手艺是三里五村出了名的。2001年，一个挣钱的机会从天而降，村边上的一个市农场要打一批机井，经别人介绍找到老薛。看到对方这么有名的单位，老薛想也没想就签了合同，并积极筹资，组织人马连续作战，如期按对方要求完成了工程量。但让老薛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大一个单位，却同一个农民捉起了迷藏，先是找不到人，后是进不了门，从进法院起诉，到申请强制执行，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老薛仅仅要回工程款2万余元，尚不及欠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为此，老薛多次上访，案件由上级领导部门审批限期结案。市中级法院将案件交叉执行，2007年5月，案件转至禹王台区法院。

　　被执行人明明有执行能力，可案件难以执行的死结在哪里呢？我经过走访原承办法官、询问申请人、传讯被执行单位负责人，疏理出三条理由：一是市农场级别高。农场负责人多是市里下派干部，有一定上层关系，执行起来面子不好看；二是案件时间长。负责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谁都不想在自己任上归还这笔钱，总是一拖再拖；三是农场更换了新账号，原账号一律不用，以经济困难而糊弄申请人和蒙蔽法院。这三个难点，我认为第三条最为关键，只有查到新账号、找到钱，才能让被执行单位无话可说。为此，我费尽了心思，动用了一切关系，找到农业银行工作的朋友，以农场欠亲戚钱为由，让其帮忙查找该单位账号，没有查到。我又开了法院介绍信，找到人民银行的一位负责人，给其宣传执行法律，分析信访案件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全国关心关注涉农案件的形势，终于征得这位负责人的协助和配合，在众多商业银行中查询到农场的新立账户。

　　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帐户终于找到了。得到消息的我连夜制作法律文书，办好一切冻结手续，兴奋地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未到上班时间，我们就等在了银行大门口。经过查询，农场帐户上的余额足足多出冻结数额的十多倍。我们掩饰起喜悦心情，公事公办的办完冻结手续，立即给申请人打电话报喜。老薛激动万分，我甚至感受到他接电话的手在颤抖，说话也没有平日利索。是啊，想不到多年的官司即将了结，8万余元欠款即将到手，他的表现再出格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扣划款项时费了一点小周折，做被执行单位工作时费了一番大口舌，但农场负责人毕竟政治觉悟高，大局意识强，很快表示了高姿态，与申请人老薛达成和解协议，并全额支付了欠款。老薛说要送我一面大锦旗，我说要送你就送给农场吧，对联“引水莫忘掘井人，还钱谨记农民工”，横批“法平如水”。如果农场能真心接受这样一面锦旗，我想，即使自己付出太多，也会感到欣慰。

（作者单位：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