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8日傍晚，神舟七号飞船返回舱载着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3位航天员在内蒙古草原的秋阳中稳稳落地——作为中国载人航天的又一重大突破，中国人的足迹随着这次飞行留在了茫茫太空。

　　从1992年启动载人航天工程，中国航天不断取得新突破，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独立开展空间实验、独立进行出舱活动的国家。回眸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短暂而又辉煌的奋斗历程，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跃然眼前??这，就是改革开放。

　　“没有30年改革开放增长的综合国力，没有这个大背景下积蓄的创新精神和科技进步，就没有中国载人航天的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大学校园的大学生，经历了载人航天全过程的周建平，便是成千上万谱写载人航天壮丽乐章的航天人之一。

　　　　　　 改革开放的春雷，惊醒尘封的载人航天梦想

　　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1970年7月1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不久，毛泽东圈阅了我国发展载人航天的报告。翌年4月，代号为“714工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

　　中国的宇宙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根据方案，以返回式卫星为基础设计而成的“曙光一号”为两舱结构，计划于1973年底发射。

　　虽然“曙光”点燃了人们继“两弹一星”后趁热打铁的激情，然而，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工业设计、制造水平，处在动荡时期的中国还远不具备开展载人航天的条件。

　　1972年，在一片争议声中，决策者作出决定，载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那个时候如果硬上马，可能花多少钱也搞不成，何况我们没钱可花。”参加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后来成为神舟飞船系统总设计师的戚发轫说，“我们必须耐心等待机会。一旦条件具备，便不能再错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也奏响了中国科技追赶世界的号角。

　　中国“曙光一号”工程下马那些年，世界正进入一个科技加速发展的时期。睁开眼睛看世界——科学家们发现，中国已经被世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83年3月3日，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向党中央联合提出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仅仅2天之后，3月5日，邓小平作出重要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863计划的出台，对我国开始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回忆说，从这一年开始，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论证，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路径逐渐清晰：从载人飞船起步。

　　杨嘉墀院士在回忆国家对863计划的投资时，还记得这样一段插曲——

　　“有一天早上，张劲夫同志把我们叫到中南海去商量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问我们要多少经费。王淦昌同志稍微有一点经验，他说了个1000万。张劲夫马上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批准了100个亿。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批准863计划的同时，决定拨出专款100亿元实施这一计划，这个数目远远超出科学家们的预想。更令航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的40亿元直接用于发展航天事业！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刚刚启动，航天人已经感觉到强劲的动力。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自那一天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工程”??在“曙光”号搁浅20年后，中国载人航天终于迎来启航的曙光。

　　得知工程上马的消息时，戚发轫和同事们击掌相庆。老人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当年的情景：“是改革开放的春雷，惊醒了尘封已久的载人航天梦想。”

　　的确，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唤醒了中国航天人无穷的创造力：包括航天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取得长足发展，形成了包括航天器系统、航天运载器系统、航天发射与回收系统和卫星应用系统等较为完善的航天工程体系……所有这一切，无不为实施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借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航天人把一连串的奇迹标记在太空上

　　如同改革开放道路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同样只有走自己的探索之路。

　　当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的时候，尽管我国已经掌握了大推力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技术等基础技术，对于载人航天这个航天领域的最高难题，却几乎从零开始。但即便如此，中国航天人还是大胆提出了设计制造一步跨越国外近40年发展历程的飞船的设想。

　　“我们不想重复国外的老路，为的是奋力追赶拉大的距离。”在到达退休的前一年被任命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的戚发轫说。

　　几乎所有的航天人都像戚发轫一样拧紧了生命的发条。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航天人的创造力得到了空前释放。从飞船设计的高起点到火箭研制的高标准，从独具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体系的建立到先进的航天测控网的形成……航天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打着创新烙印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研制出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长征二号Ｆ型运载火箭；建立起体现尖端和前沿科技集成的飞船应用系统；新建成载人飞船发射场、陆海基载人航天测控通信网和飞船着陆场……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实验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航天发射场飞向太空。

　　仅仅三个月后，神舟二号飞船的发射就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这艘飞船为全系统配置的正样飞船，是载人飞船的“最完整版本”，各种技术状态与真正载人时基本一样。

　　2002年3月和12月，神舟三号、神舟四号两艘飞船相继升空。神舟三号对一些直接涉及航天员安全的系统进行了改进和提高，并在飞船上加装了“模拟人”。与美国、苏联先把动物送上太空试验不同，“模拟人”是我国载人航天的一项创造。

　　2003年10月15日，浩瀚太空迎来第一位中国访客。与国外在正式载人之前发射10多次无人飞船不同，中国航天人在只进行了4次无人飞船试验后就开始了真正的载人发射。

　　回忆起中国人首次遨游太空的21小时，杨利伟感慨万千：“是改革开放托起了神舟，是千千万万人把我送上了太空。”

　　1978年，我国的ＧＤＰ仅为3600多亿元；开始实施863计划的1986年，我国ＧＤＰ首次突破1万亿元。如今，半个月就可以创造出1986年全年的ＧＤＰ。

　　正是改革开放所积累的雄厚财富，为神舟飞船的一次次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神五到神七，三度金秋，三次飞天，三大跨越。乘员从一人到多人，飞行时间从一天到多天，航天员活动范围从舱内到舱外。

　　改革开放加注给航天工程的，又何止仅仅在于物质？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飞速发展的这些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广度和力度不断扩大的时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托起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巍峨大厦。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马兴瑞说，适应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要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相继建立了科学严密的风险控制决策体系，以专项管理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以总体设计为龙头的技术体系，综合统筹的计划体系，系统规范的质量体系和创新、创造、创业的人才资源体系，充分展现了现代系统工程的核心理念。

　　创新意识、效率观念、以人为本、可持续增长，这样的理念早已辐射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各大系统。正是这些伴随着改革开放诞生成长的新观念，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也把一个民族的崭新高度，一次次标记在太空之上。

　　航天桥——中关村，一处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在地，一处是中国的“硅谷”，同属北京海淀的两个地方，相距不过数公里，但科技人员的薪水却相差好几倍。

　　今天，在载人航天科技人员队伍中，青年一代占到了2／3以上，飞船系统中副主任设计师、副总指挥中40岁左右的年轻人占到80％。潮涨潮落，在这些与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的年轻的科技人员身上，不仅能够看见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奉献意识，而且深烙着改革开放的精神印记。

　　王翔是载人航天队伍中为数众多的留学归国人员之一。本来他在美国的一家公司有着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当得知中国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的消息后，他毅然回国。

　　“为国争光与实现个人价值并不矛盾。”现在已是飞船系统副主任设计师的王翔说。

　　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与王翔一样，年轻的航天人在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当神舟飞船上天，神州大地上总会掀起一阵航天热。如今，以航天员为代表的载人航天功臣，已经成为人们热情追逐的明星。神舟六号先进事迹报告团全国巡回报告时，每到一地无不引起轰动。航天英雄的故事，被写进了多种版本的教科书。

　　“与一切尖端科技一样，航天事业从来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多次拒绝高薪聘请的火箭系统年轻的副总设计师张智说。

　　的确，金钱买不来核心尖端的科学技术，当年的“两弹一星”如此，今天的载人航天同样如此。

　　正是凭着为国争光的信念，正是凭着敢于超越的意识，正是凭着脚踏实地的作风，中国航天人用一系列科技奇迹告诉世界：改革开放的中国，绝不仅是一个只能生产服装、玩具和小商品的国家，中国人同样能够摘取高科技皇冠上那耀眼的明珠。

　　“每一个航天人，都是载人航天事业的螺丝钉；而载人航天事业，又是祖国这艘巨轮的螺丝钉。”火箭系统总指挥刘宇说，同舟共济、团结协作，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载人航天工程分为7大系统，每个系统有10个左右的分系统和更多的子系统，系统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据统计，工程直接参加单位110多个，涉及单位多达3000余家。

　　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连接器……一声令下，前一天还在生产车间的元器件第二天已送至北京的总装车间……

　　当年，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撑起了庞大的“两弹一星”工程；今天，载人航天工程依靠的同样是全国大协作。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大协作，不再是“人海战术”的简单叠加，而是资源更为合理、更加科学的配置。

　　航空、船舶、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领域及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队的3000多个单位承担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协作配套和保障任务。

　　各行业各地区所做的工作难以统计，仅是为了应对火箭上升段那短短10分钟的应急返回，就有6艘船、多家后方支持医院、数支空中搜索分队参与其中。绝大多数单位都默默无闻地为此付出，以每次航行最远的交通部救捞局的“德意”轮为例，花费9天时间劈波斩浪到达预定海域，当那10分钟的警报解除之后，再在大风浪里颠簸9天返回港口……

　　就在一天前，翟志刚身穿中国研制的“飞天”航天服，走出飞船。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开展出舱活动的国家。中国航天人的精神境界，也因此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一天，距那次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航船的历史性会议召开30周年纪念日还有2个月又2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