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将身体探出轨道舱外的那一刻，许多守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心脏都停跳了一拍。

　　“打开舱门的那一刻，那道光非常好看，感觉就像获得新生一样，也像是我自己爬出去了一样。”25岁的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孟庆斌说。他在27日下午4点多开始就贴在电视机前，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

　　“看到翟志刚漂浮在太空，我感到‘身未动，心已远’。”他说。

　　《环球银幕》的首席编辑严蓬感慨地说：“现实有的时候比科幻电影还要神奇。”这位36岁的科幻电影爱好者说，自己看到神七的画面远比看到科幻大片激动，也许这些画面没有科幻电影宏大、华丽，但是这些真实的细节拉近了遥远的太空飞船和自己的距离，作为中国人，这种情感上的维系让他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奇妙感受。

　　46岁的科幻作家刘慈欣说：“恰如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家地探索导致了新世界的发现和融合，中国的太空探索在发展科技的同时，一步步地把普通人的眼睛引向宇宙深处。”他的作品以恢宏的想象和宏大的叙事著称，常常涉及人类对宇宙的终极求索。

　　他的观点得到了科学杂志《新发现》主编严锋的认同。严锋说，近两年中国人对天文的兴趣迅速升温，除了文化和经济发展因素外，航天工程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新发现》的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天文学持续两年高居科学类读者兴趣榜榜首。

　　44岁的严锋表示自己也是一名天文爱好者，他说以前的天文爱好者就是“苦孩子”，不仅身边甚乏同好，而且观测条件也因为设备水平低和城市光污染而止步不前。

　　现在重新畅销的《天文爱好者》杂志就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经历了大低谷，不得不将月刊变成了双月刊。

　　严锋说，现在的天文爱好者们可是装备齐全，与国际接轨，数量也在飞速增长。

　　北京天文馆的天文爱好者俱乐部里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行13人曾在25日下午带齐各种设备从北京赶到石家庄，就是为了观测神七“飞天”。他们在郊区一边架起设备，一边收听广播，实时关注神七的动向，可惜的是，观测对天气要求很高，而当天云层很厚。“当听到广播里说‘船箭分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看不到了。”42岁的天文发烧友寇文说。

　　可是寇文和他的朋友们没有放弃，26日下午再次驱车两个小时赶到北京郊区，又因为天气原因没能观测到。寇文说和朋友们今晚将再次按照网上公布的观测预报赶到郊区观测。他笑谈自己就像“夸父追日”一样。

　　“出舱行走吸引了这么大的关注完全不过分，因为这是一场浪漫而危险的太空行为。”28岁的天文爱好者龚古尔说。

　　他说：“宇航员完全暴露于太空，有许多危险是不能预见的，他们也是孤立无援的。但同时，他们置身于漫天星辰，漫步太空，这是何等的浪漫！”

　　这股太空中传来的精神力量不仅仅影响了首都的天文爱好者，更是投射到了曾遭受“5·12”汶川大地震的家庭里面。

　　身处重灾区的北川曲山小学教师邓富强目睹了翟志刚行走的全过程，他感慨人的渺小与伟大。他说：“人在宇宙中太渺小了！地震的时候，人在一眨眼之间就可能失去生命。但是人也是伟大的。地震这么大的劫难我们都挺过来了，航天员面对空无一人的未知世界，还是勇敢地完成了太空挑战。”他说。

　　北京师范大学专攻科幻问题的研究生导师吴岩说：“我认为，走入太空具有特别的人文价值。我特别喜欢俄国人在谈太空行走时所用的词语‘进入开放的宇宙空间’。中国人已经在黄土地上匍匐了很多年，现在，我们进入了太空，我们的身体在太空中完全开放，这多么伟大。”

　　“这还不够，我们不仅要把身体暴露在开放的宇宙空间，还要把我们的思想打开，在更多的领域开放自己心灵。”他说。

　　美国著名少儿节目“芝麻街”执行副总裁丹尼尔·维克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正如美国和苏联的孩子受到了美苏两国早期宇宙探索的影响，神舟七号的发射也将对中国的孩子们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应当尽早让孩子们了解科学，越早越好，也许就会启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进而影响他们的一生。”

　　严锋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天文大国，20世纪以来中国人越来越脚踏实地，朱自清曾说：从此不再仰望青天。但是我想说，只看脚下，路只会越走越窄。我们应当恢复对星空、对自然的好奇和敬畏，而太空探索就是一个很好的带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