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邓吉安，是汶川县人民法院院长。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突然天摇地动，顷刻间，昔日山清水秀的小城、“5·12”大地震的震中——汶川,已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巨震刚停，大地还在抖动。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救人！这时，到处是惊恐慌乱的人群，干警们大喊：“注意了，大家不要慌，不要乱，跟着我们向安全地方转移。”四处乱跑的群众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开始跟着我们疏散转移。看见有老人走不动了，干警们弯下身子背起老人就走；有妇女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干警们上前拉起她的手就跑；有跟家人失散的孩子哇哇大哭，干警们抱起孩子就往前冲。

　　震后的汶川，道路中断、通讯中断，与外界完全隔绝，各乡镇与县城也失去了联系，成为一座座孤岛，县委急切要了解各乡镇的灾情。按照县委的命令，院党组决定，由我和另外两名副院长分率3支救援组赶赴乡镇抢险救灾。

　　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顾不上桥断路绝，冒着接连不断的余震，13日早上7点，3支救援组背着灾民亟须的药品，徒步向重灾乡镇进发。

　　副院长马?带领法官李友清等5人，火速赶到位于汶川城郊的龙溪乡开展救援工作。

　　14号下午两点左右，法官和武警战士一起来到一个海拔2000多米的羌寨，搜救幸存人员。刚进寨口，一位老人扑倒在地，哭着说：“陈家被埋了！还有人活着！”大家赶紧搀起老人，喊道：“乡亲们放心，我们就是党和政府派来救人的！”陈家的房屋已经大部分垮塌，只剩半截土墙和七零八落的房梁，摇摇欲坠，废墟下传来一个孩子微弱的哭喊声。同志们顾不上房屋再次坍塌的危险，连日来的疲惫也一扫而光。“上！不要伤着孩子，用手挖！”

　　搬开一根根木头，刨开一块块土砖，孩子的哭声越来越清晰，“我饿！我渴！”一声声揪紧了同志们的心，大家含着泪水，不停地挖呀挖，皮破了，指甲断了，鲜血直流，他们忍着钻心的疼痛，只想着快一些，再快一些，把孩子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下午6点，被埋52个小时的孩子终于从废墟中被救了出来！一直守在旁边的几位老人，拉着法官和武警战士的手，哭着说：“谢谢！谢谢！你们是救命的好人啊！”

　　获救的羌族男孩叫陈吉祥，刚刚3岁。他的头被砸伤，身体极度虚弱。为孩子包扎伤口后，一位同志迅速将他背下山，送到卫生院抢救。这时，天已黑了，同志们不顾伤痛和疲惫，又拿着手电筒，逐户排查搜救去了……

　　我的任务是，带人赶赴离县城一百余公里，全县最偏远的水磨镇。一路上余震不断，山石飞泻，大雨倾盆。我和同志们都明白，这是一次肩负使命的前行，也是一次生死难料的前行。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完成任务，给水磨镇群众带去党和政府的关心！

　　13日中午，我们刚过绵篪，就被坍塌的草坡隧道阻断去路。由于洞口山石垮塌严重，隧道几乎完全封死，要经过这一地段，必须爬到垮塌山石的顶部，从狭窄的缝隙里爬过去。一次，两次，我们都被飞落的山石阻了回来。第三次，就要爬出隧道时，又突发强烈余震，垮塌的山体发出巨响，在我们面前一米多远处，磨盘大的石头狠狠地砸了下来，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直到第四次，我们终于冲出了隧道。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同志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继续前行的途中，堆积如山的石块填满了山沟，已经找不到原先的路。我们在一块块石头中爬上，滑下。摔倒了，再爬起来。磨破了的手，鲜血直流，走烂了的脚，疼痛难支。好不容易来到岷江边，昔日凌空飞架的铁索桥，半边铁索已被山石砸断，只剩上下两根光溜溜的铁索在江面上摇摆不定。望着滔滔江水，再回头看看满身伤痕、浑身泥土的同志们，我对大家说：“如果我摔下去，你们要继续往前走，不要管我，一定要到达水磨！”大家默默而坚定地点点头，我知道，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抓住那两根残存的铁索，我们手攀脚踏，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不记得那150多米长的铁索桥，我们走了多长时间，只记得，当时头脑中只有几个字：坚持！坚持！再坚持！

　　闯过这条险象环生的生死线，我们终于到达水磨，保证了汶川县与水磨镇的联系和组织指挥，并立即投入到救灾工作中。

　　地震时，派出法庭的法官与院机关失去了联系。这段日子里，他们与灾区人民一起，以巨大的韧性和毅力与灾难作着不屈的抗争。

　　漩口人民法庭书记员杨骁冒着余震危险，第一时间赶到百花小学，和当地群众一起，用双手在废墟中救出十几个学生。庭长荣旭初凭着多年来上山、下乡办案练就的“铁腿”，徒步将救援部队带到救援地点。副庭长邱毅带伤上阵，驾驶漩口法庭唯一的警车，6次冲过山体滑坡、飞石如雨的危险地段，将重伤人员送上冲锋舟……

　　地震天不塌，楼倒人不垮！汶川法官将昂首挺立在这片土地上，以血性和坚强书写忠诚，用双手和脊梁担起职责，与汶川人民一道，重建我们美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