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抗震救灾，中国政府所表现出的高效率、强大掌控力和敬业奉献精神，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戴，也令大多数西方媒体和评论者感佩不已。诚如国内主流舆论所指出的，抗震救灾的经历，将成为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在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面前，我们成就了平静时期不可能成就的壮举。这些壮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傲立于世的不朽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人性深处向善力量的集中迸发。然而，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所谓“精神财富”，就是要千方百计把上述这种突然迸发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一种常态化的、可持续的现实力量。不用说，就是一种制度性力量。

　　历史上，制度性的突破经常仰赖一些特殊的“契机”，这种“契机”既有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也包括一些令人扼腕的灾祸。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支配了前苏联半个世纪、并帮助落后的俄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一整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正是在二战的烽烟炮火中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灾难迫使人们不得不舍弃常规行事，灾难也会激发人们无穷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

　　应当说，在当下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中央、地方、军队、民众、传媒等社会各种力量的互动、协调与整合是极为成功有效的。作为一个传媒人，我想集中谈一下新闻舆论管理的制度创新问题。

　　在我看来，就政府行为这个层次而论，这次抗震救灾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信息的开放透明和对新闻舆论的自由宽松政策，这也是中国政府此次在国际上赢得最多赞许之处。本次地震发生以后，政府对于信息和新闻的传播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不仅允许中央和地方媒体积极投入前方报道，甚至对境外和西方媒体赴灾情现场也报以欢迎的态度，不设任何限制。事实证明，抗震救灾至今的时间里，信息管理的开放、透明，非但没有扰乱人心，反而有力地抑制了谣言和猜疑，稳定了人心，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渠道的自由通畅，还使上达中央、下至每个个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正确资讯，为决策提供了可靠保证。不仅如此，社会中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还迅速将当事人、专家和普通群众的智慧呈现给政府部门，帮助救助工作的开展。不说别的，如果没有那么多感人的新闻报道，会有全国、全世界各地那么多踊跃捐赠吗？而国务院作出“设全国哀悼日”、“暂停奥运圣火传递”等决定，不也正是从善如流地听从了广大民众的呼吁吗？

　　在这场危机中，新闻放开不仅没有引起天下大乱，反而极大地配合和支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在许多地方还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而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全国的新闻媒体也体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制力：正面鼓劲，几乎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引发负面效应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在宽松的舆论氛围中，媒体的责任感和成就在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

　　随着抗震救灾的逐渐推进，特别是进入灾后重建阶段以后，媒体也一定会将注意力逐步转移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上。如何应对和接受质疑，如果改变对信息传播的单纯性“管制”思维，将见证管理者的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同时，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将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如何以更为专业和有效的传播方式引导舆论，也将是传媒需要面对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