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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流淌岁月 见证法治辉煌
八旬老人周丽川讲述新中国法院筹建往事
2007-07-11 09:49:32 |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人物简介 周丽川,1924年3月出生,1946年1月参加革命,1947年9月入党,1986年1月离休,离休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局级审判员。朱忠民 摄
- 青年时期的周丽川参加了北平地下党。
精彩看点
★发展地下党员
★保管档案财产
★参与研究接管
参加北平地下党
1947年9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搞地下活动的合法身份是大学生、司法图书馆雇员(考取的)。这个司法图书馆的藏书是朝阳大学迁往重庆时留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北高等法院接管了该馆,成为该院一个附属单位。
由于我半工半读,有机会与许多人接触、来往,这给我搞地下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适时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特别是宣传党对于在国民党政权部门任职人员实行区别对待、量才录用的政策。不少人听了很感兴趣。他们逐渐消除了解放后共产党将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法院工作人员将会如何处置的恐惧疑虑心理。我也从中考察了解了一些旧法院工作人员的政治态度,为北平解放后对旧法院人员的组织处理积累了有用的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频频告捷,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不甘心失败,在北平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不畏强暴,冒着被逮捕杀头的危险,在各条战线上紧密联系群众,努力开展工作。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的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与北平地方法院和检察处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由郑孟藏同志负责对北平地方法院和检察处的敌情调查和发展组织工作,我负责对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以及北平特种刑事法庭的敌情调查和发展组织工作。当时我们都非常重视党的统战工作,积极联系党外有正义感的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宣传时局的发展形势和党的政策,并根据上级的安排,着手研究可以发展为党员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河北高等检察处党员郑广因在工作中暴露了政治面貌,为避免被迫害去了解放区,党员离非和韩蕴被捕。据我和郑孟藏同志平时考察了解,河北高等法院的梁世琛等几个人入党条件比较成熟,可以发展为候补党员,郭兆昌、宋景颐等可以发展为职青联盟员,经报请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分别给他们办理了加入组织的手续。
做好准备迎接解放
1948年,我们给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北平地方法院和检察处负责管理档案和财产的有关人员写信,指出北平不久即将解放,深知他们为人正直,工作责任心强,对时局的发展也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让他们对经管的档案、财产一定要保管好,不得损毁、转移、挪用,对表现好的人员,将予以量才录用。
我们给特务及其他反动分子也发出通知,警告他们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停止破坏活动,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继续进行反动宣传或其他破坏活动,定将予以严惩不贷。
我们给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发信并附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通告,劝他留在北平,不要去南京(因为邓曾一度想逃离北平去南京)。我们还通过北平地方法院院长(民主同盟成员)吴呈恒向他做思想工作。邓思想转变后留下没走,后参加了民革。解放后,他被分配到社会主义学院任办公室主任。
在军管会未进驻法院前,曾有人煽动法警、工役和执达员,借口生活困难,扬言要砸库房,分赃库财产及面粉。党支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党员、职青联盟盟员和进步群众,向他们阐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通告精神,指出法院库房里的赃款赃物及面粉属于国家财产,要听候人民解放军接管处理,现在要求分赃库财产是错误的。经过我们的劝说和政策教育,闹事人纷纷离去,风波终于平息。
我们安排进步群众周镜宇搜集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反动人员的材料。北平特刑庭是专门审判有关共产党人案件的审判机关。该庭管统计事务的书记官周镜宇思想比较进步。我们做好他的工作,通过他为我们收集该庭受理案件的材料和办案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将这些材料和情况反映给接管单位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镇反时,北平特刑庭庭长回壁华因罪行严重被判处了死刑。
党中央为了使傅作义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对傅作义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与此同时,利用与傅作义有关系的各方面人士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动员他早下决心,迅速起义。刘厚同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有正义感,与董必武同志过去关系不错,是傅作义的老师,傅作义对他很尊重。党中央决定请刘厚同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我党代表崔月犁和刘厚同谈判的场所安排在北平地方法院院长吴呈恒的办公室,由负责做北平地方法院工作的郑孟藏与吴呈恒院长联系,我的任务是监视环境,保证谈判场所的绝对安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没发生任何问题。
投入新中国的法院建设
北平解放后,军管会军代表王斐然(后任北京市高级法院院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进驻法院,着手进行对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的接管工作。我经北平地下党学委介绍向军代表王斐然同志汇报地下党支部调查掌握的情况,参与研究接管工作。军代表首先决定将那些政治上特别反动的特务分子和有特嫌的人员集中送往公安局清河大队进行审查处理,然后进行具体接管工作。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有王斐然同志和华北人民政府的王悦尘同志(后任司法部副部长),由王斐然同志负责审查处理原北平地方法院及检察处人员,王悦尘同志负责审查处理原河北高等法院及检察处人员。在王悦尘领导下,我参与了对河北高等法院及检察处的人事处理。1949年6月14日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司法人员训练班,组织原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人员参加,同时进行审查处理。该班于同年8月26日结业。根据华北人民法院工作需要,从训练班留用了少数旧法院人员,其余大部分人分别予以遣散或介绍到文教部门工作。
我先在华北人民法院搞人事工作,194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后,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人事科工作,同时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1950年我调刑事审判庭任主任书记员,此后较长时间搞审判业务工作。1964年至1978年期间,党组织决定我给民主人士张志让副院长当秘书。1978年,我回刑事审判庭工作。1981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任命我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1984年为副局级审判员,1986年离休。
★发展地下党员
★保管档案财产
★参与研究接管
参加北平地下党
1947年9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搞地下活动的合法身份是大学生、司法图书馆雇员(考取的)。这个司法图书馆的藏书是朝阳大学迁往重庆时留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北高等法院接管了该馆,成为该院一个附属单位。
由于我半工半读,有机会与许多人接触、来往,这给我搞地下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适时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特别是宣传党对于在国民党政权部门任职人员实行区别对待、量才录用的政策。不少人听了很感兴趣。他们逐渐消除了解放后共产党将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法院工作人员将会如何处置的恐惧疑虑心理。我也从中考察了解了一些旧法院工作人员的政治态度,为北平解放后对旧法院人员的组织处理积累了有用的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频频告捷,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不甘心失败,在北平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不畏强暴,冒着被逮捕杀头的危险,在各条战线上紧密联系群众,努力开展工作。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的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与北平地方法院和检察处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由郑孟藏同志负责对北平地方法院和检察处的敌情调查和发展组织工作,我负责对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以及北平特种刑事法庭的敌情调查和发展组织工作。当时我们都非常重视党的统战工作,积极联系党外有正义感的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宣传时局的发展形势和党的政策,并根据上级的安排,着手研究可以发展为党员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河北高等检察处党员郑广因在工作中暴露了政治面貌,为避免被迫害去了解放区,党员离非和韩蕴被捕。据我和郑孟藏同志平时考察了解,河北高等法院的梁世琛等几个人入党条件比较成熟,可以发展为候补党员,郭兆昌、宋景颐等可以发展为职青联盟员,经报请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分别给他们办理了加入组织的手续。
做好准备迎接解放
1948年,我们给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北平地方法院和检察处负责管理档案和财产的有关人员写信,指出北平不久即将解放,深知他们为人正直,工作责任心强,对时局的发展也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让他们对经管的档案、财产一定要保管好,不得损毁、转移、挪用,对表现好的人员,将予以量才录用。
我们给特务及其他反动分子也发出通知,警告他们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停止破坏活动,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继续进行反动宣传或其他破坏活动,定将予以严惩不贷。
我们给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发信并附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通告,劝他留在北平,不要去南京(因为邓曾一度想逃离北平去南京)。我们还通过北平地方法院院长(民主同盟成员)吴呈恒向他做思想工作。邓思想转变后留下没走,后参加了民革。解放后,他被分配到社会主义学院任办公室主任。
在军管会未进驻法院前,曾有人煽动法警、工役和执达员,借口生活困难,扬言要砸库房,分赃库财产及面粉。党支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党员、职青联盟盟员和进步群众,向他们阐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通告精神,指出法院库房里的赃款赃物及面粉属于国家财产,要听候人民解放军接管处理,现在要求分赃库财产是错误的。经过我们的劝说和政策教育,闹事人纷纷离去,风波终于平息。
我们安排进步群众周镜宇搜集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反动人员的材料。北平特刑庭是专门审判有关共产党人案件的审判机关。该庭管统计事务的书记官周镜宇思想比较进步。我们做好他的工作,通过他为我们收集该庭受理案件的材料和办案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将这些材料和情况反映给接管单位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镇反时,北平特刑庭庭长回壁华因罪行严重被判处了死刑。
党中央为了使傅作义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对傅作义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与此同时,利用与傅作义有关系的各方面人士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动员他早下决心,迅速起义。刘厚同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有正义感,与董必武同志过去关系不错,是傅作义的老师,傅作义对他很尊重。党中央决定请刘厚同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我党代表崔月犁和刘厚同谈判的场所安排在北平地方法院院长吴呈恒的办公室,由负责做北平地方法院工作的郑孟藏与吴呈恒院长联系,我的任务是监视环境,保证谈判场所的绝对安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没发生任何问题。
投入新中国的法院建设
北平解放后,军管会军代表王斐然(后任北京市高级法院院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进驻法院,着手进行对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的接管工作。我经北平地下党学委介绍向军代表王斐然同志汇报地下党支部调查掌握的情况,参与研究接管工作。军代表首先决定将那些政治上特别反动的特务分子和有特嫌的人员集中送往公安局清河大队进行审查处理,然后进行具体接管工作。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有王斐然同志和华北人民政府的王悦尘同志(后任司法部副部长),由王斐然同志负责审查处理原北平地方法院及检察处人员,王悦尘同志负责审查处理原河北高等法院及检察处人员。在王悦尘领导下,我参与了对河北高等法院及检察处的人事处理。1949年6月14日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司法人员训练班,组织原河北高等法院和检察处人员参加,同时进行审查处理。该班于同年8月26日结业。根据华北人民法院工作需要,从训练班留用了少数旧法院人员,其余大部分人分别予以遣散或介绍到文教部门工作。
我先在华北人民法院搞人事工作,194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后,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人事科工作,同时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1950年我调刑事审判庭任主任书记员,此后较长时间搞审判业务工作。1964年至1978年期间,党组织决定我给民主人士张志让副院长当秘书。1978年,我回刑事审判庭工作。1981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任命我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1984年为副局级审判员,1986年离休。
责任编辑: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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