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的钟蔚莉，当选“2005中国法官十杰”。

　　3月初的一天，记者采访了她，耳闻目睹了她的一系列调解“经”和办案故事。

　　　　　　　　　　　　　　　（一）

　　钟蔚莉的调解“经”：调解案件就像盖房子，一颗为当事人着想的心是地基，没有基础的调解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法律法规是房子的主框架，没有法律的支撑，调解必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良好的沟通技巧、丰富的社会阅历就是房子的砖瓦水泥。只有具备了这些材料，才会建成一所美观的房子。

　　走进钟蔚莉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占满办公桌的卷宗。记者见到她时，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甚至还有些瘦弱的女法官，竟让70%的案件和解撤诉结案！

　　2003年，朝阳法院审结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去年底经院长提议，该案要走再审程序。

　　今年2月，钟蔚莉接手审理此案。其间，钟蔚莉曾多次与当事人双方谈话、调解。原告同意把赔偿额由原来的200多万元降到现在的129万元，而被告则答应最多赔偿100万元。双方之间仍有29万元的差距，互不相让。于是，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就在记者采访的那天上午，恰巧钟蔚莉事先已与原告约定9时30分来法院再次谈话。

　　“既然院长提起再审，为什么不走再审程序？”记者问。

　　“开庭前，如果当事人双方同意调解就可以用调解方式，这样既节约了诉讼成本，也方便当事人。如果开庭审理，就必须先公告后开庭，有可能半年的时间又搭进去了。这么多年啦，当事人至今还没得到赔偿也确实不易，他们中有一部分还是残疾人呢！”

　　9时25分，记者与钟蔚莉一起来到小法庭。说话间，当事人也走上了3楼。这时，钟蔚莉急忙走到法庭门口，像招呼客人一样热情地与当事人打着招呼：“张姐，去医院检查身体了吗？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

　　“没有钱，怎能去医院？”

　　“别着急，咱这就解决问题。”

　　大家落定后，原告张某就不停地追问钟蔚莉：“被告能赔偿的底线究竟是多少？我们已经给被告减掉了80多万元的赔偿额，难道还让我们退让吗？要是这样的话，今天就不用再谈了。”

　　“张大姐，调解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平等协商，绝非强迫。前几天，我曾多次与被告单位的领导沟通、协商，要求他们能否在100万元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些，可他们还是一口咬定100万元。”

　　“绝对不行！如果真是这样，就我这个在世上也没几天活头的人，不想错过‘两会’这个好时机。实在不行，我就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请愿！再不行，我就死在朝阳法院。”此时此刻，张某的情绪非常激动。

　　钟蔚莉却耐心相劝：“张大姐，不要激动，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天，我还向被告提出一种方案：由于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可以单独再协商。我要求被告给你们6个人赔偿100万元，可否接受？被告答应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其实，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是气话，人活着就要珍惜生命，当然你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但你不能不对自己的家人负责。如果偏激的行为能帮助解决问题的话，你说我们今天还能坐在一起吗？”

　　“坐在一起又有啥用？上次谈话被告就答应赔偿100万元。一个星期都过去了，今天的赔偿数额还不是没增加吗？”

　　“不对，张大姐。”钟蔚莉立即解释一遍：“上次说的是答应给你们7个人赔偿100万元。而今天，我是说假如被告同意给你们6个人赔偿100万元，你们是否接受？当然，这个问题也不需急于回答，你们可以回去商量后再做决定。”

　　这个方案一提出，原告的语气顿时缓和下来。钟蔚莉趁机因势利导：“如果你们同意，我一定让你们拿到赔偿金后，再签订调解协议。”

　　最后，原告与其代理人稍作商量，终于同意调解。

　　采访手记：在朝阳法院采访时，有人给记者算过这么一笔账：一年365天，扣除节假日114天，工作日共251天。钟蔚莉自1998年以来，连续7年平均每个工作日审结案件1.5件，而且70%的案件和解撤诉结案。经她审结的案件没有一件超审限案件。特别是2005年，她全年共审结案件605件（含庭前调解），平均每天超过1.9件。而一般法官平均一年审结案件数是二三百件左右。

　　　　　　　　　　　　　　　 （二）

　　钟蔚莉的调解“经”：法官不是万能的，也有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在使出浑身解数都调解不成时，最忌气馁。说不定可以解开矛盾的关键人物就在等你请他出场，比如，双方共同认识的领导、老师、朋友，当然还有他们的律师，通过他们之间的感情、信赖、友谊、尊重，可以弥补法官某些方面的不足，从而产生满意的调解效果。所以，要做好调解工作，仅靠单枪匹马的个人能力有时远远不够。在细心观察和深入了解后，可以充分利用外界的力量，协助调解工作的开展。

　　某文化公司和一家展览公司打算合作举办科技博览会，两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双方分别以现金和人力、物力投资，共同筹办科博会，但文化公司在按照合同约定先期投入8万元之后，博览会并没有按计划开展。最后，文化公司以共同举办科博会未果产生的投资纠纷为诉由，将展览公司告上法庭。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10万元，但被告提出抗辩，认为博览会没有按时开展，主要责任在原告。法庭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钟蔚莉反复找原告和被告谈话、做工作，先后和原告谈了不下6次。在一次谈话中，她突然发现，双方陈述事实时都提到了一位国家某部委领导，言语中都表现出了对这位领导的尊重。

　　钟蔚莉灵机一动：“能不能由我来请该领导出面协助调解呢？”考虑再三，钟蔚莉决定尝试一下。于是，她忐忑不安地拨通了这位领导的电话，该领导立刻答应帮忙调解。

　　几天之后，原告对钟蔚莉说，那位领导找他谈过了，他同意接受调解方案。最终，原告同意被告给付1万元赔偿。

　　采访手记：调解不仅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更是一门艺术。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必须有一种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以此丰富、完善、提高“东方经验”。

　　钟蔚莉正在做的由第三方参与调解、双方律师和解等尝试，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实用。同时，也完全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三）

　　钟蔚莉的调解“经”：每办一件案子，特别是从第一次接触当事人开始，就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同样是一句话，问话的语气、态度、方式，甚至眼神不一样，就可能向当事人传递了不一样的信息，并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同样，你对当事人耐心、和蔼、尊重，他们也能够体会到。

　　钟蔚莉说，尊重别人一定会收获别人的尊重，这个准则一直陪伴着她的审判生活。

　　北京一家副食调料公司和一家贸易公司打起了官司，前者说后者欠着他130万元货款，后者提出反诉，说不仅没欠账，前者还得退还他20万元。这起官司按简易程序审理，但3个月期限到了，主办案子的法官说案子没法儿判。庭长说，那就让小钟接这个案子吧。

　　钟蔚莉看了看卷宗，觉得原审法官说得对，案子是没法儿判：双方提供的证据大多是白条，时间跨度好几年，公司的员工换了好几茬，根本没法儿确认白条的真实性。那就调解吧？原审法官也这么想。可双方在开庭时剑拔弩张，恶语相向，差点打起来，怎么能坐到一起调解呢？

　　钟蔚莉从卷宗里看到调料公司的经理曾在贸易公司做过副总，两公司负责人很长一段时间关系不错，分开后，调料公司也通过贸易公司赚了不少钱。于是钟蔚莉决定先从情感入手进行调解。

　　她约请双方当事人到法院谈话。人到后，钟蔚莉着重谈了双方友好合作的过去，希望双方慎重考虑。接着把原告留在法庭里，把被告请到法庭外走廊休息区，分别谈话。这回，她强调双方证据的效力问题，指出双方经营管理中的疏漏。

　　钟蔚莉诚恳的态度和精到的分析让双方都很服气。原告改变了强硬的态度，钟蔚莉又说服被告作出让步。最后，被告赔偿原告10万元，双方表示愿意继续合作。从双方进法庭谈话，到拿到调解书，这个过程只有3个小时。

　　采访手记：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审判民商事案件的法官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曾经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因为某些原因走上法庭，在剑拔弩张中毁掉合作基础，失去继续共同发展的机会。对这样的案件，如果法官只是对其一判了之，并不能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

　　钟蔚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有能力在复杂的案情中找到关节点，并能找出破解关节点的办法，像庖丁解牛似地调解结案，所以调解率比较高。

　　　　　　　　　　　　　　　　（四）

　　钟蔚莉的调解“经”：作为一名法官，当你努力而又快乐地践行匡扶正义、服务社会的职责时，不论付出多少，当事人和解就是对法官最大的慰藉。

　　她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尤其是做法官，你要有一颗真诚的心，以心换心，将心比心。当你让双方当事人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尊重，很多案件的调解成功就在眼前了，有时甚至会让你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钟蔚莉经常对同事说到这样一句话：“法槌在手，责任在肩；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

　　1996年夏天，钟蔚莉接到一起北京某企业起诉湖南常德某公司的债务纠纷案，原告要求法院立即进行财产保全。

　　而那时的湖南正遭遇着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钟蔚莉也在发着高烧。

　　庭里领导竭力劝阻：“现在水灾严重，你又在生病，还是等几天吧。这种状况当事人是能够理解的。”

　　晚上，钟蔚莉把出差的事告诉了母亲，结果招致母亲一番数落：“你不要命了？本来就发着烧，再去发大水的地方出差，出了事怎么办？”

　　领导的劝阻，母亲的数落，没有挡住她的决心。第二天，钟蔚莉带上书记员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到了常德，钟蔚莉尽管已发烧到40度，但她和书记员顾不上休息，趟着没过膝盖的水赶到当地银行，冻结了被告企业的账户，并对其财产实施了保全措施。随后，钟蔚莉就安排原告和被告企业负责人，来到自己住的招待所里进行谈话。由于高烧不退，钟蔚莉浑身无力，只好把枕头垫在背后支撑着身体，强打精神靠在床上做调解。

　　看到北京来的法官忍着高烧折磨给解决纠纷，被告企业负责人深受感动：“钟法官，您什么也别说了，就冲您这种精神，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还钱。”双方当场同意法院调解，并签署了调解协议。

　　双方当事人刚刚走出房间，钟蔚莉就浑身抽搐，失去了知觉，经过医院连续7小时输液抢救，她才苏醒过来。

　　圆满解决这起纠纷，钟蔚莉前后只用了两天。

　　采访手记：案件顺利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皆大欢喜。但在这两天里，法官付出了多少？其实，带病坚持工作对钟蔚莉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透支身体已成为她的习惯。

　　据了解，钟蔚莉参加工作15年来，每天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离开。她的日程表上排满了工作，白天的时间用于开庭，写判决、查资料的工作只能放在晚上和节假日。也正是由于这种常年超负荷的工作，她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颈椎病，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仅2005年，钟蔚莉就3次昏倒在审判台上。

　　在记者采访钟蔚莉的那天，她的支气管炎犯了。尽管调解前曾吃过几粒止咳药片，但在调解期间，还是咳嗽不断。有时咳嗽得满脸发红，眼泪都流了出来。

　　调解结束后，记者劝她先到医院检查一下，免得病情加重。钟蔚莉却淡淡地说：“在案子调解结案之前，当事人比我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