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法院从事法制宣传工作六年有余，发表的文章也有千篇之多，本人却不大看重自己的“作品”，常常弃之于堆，少于集理。一来感到文杂体乱，二来觉得水准不济，若结集于册，恐遗人笑柄。惟有这篇《生命的赞歌》，让我时常心有驿动。这倒也不是仅仅因为据此改写的《一个普通法官的人生之路》获得了全省首届“红三环杯”政法好新闻大赛的二等奖的缘故，实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采写历程以及任兴志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事迹给我心灵上烙下了太深太深的印记。

　　2002年年初的一天上午，我和其他同志受亳州中院党组的指派，正在涡阳法院进行年终评查，突然传来了前不久累倒在“三个代表”学教活动驻村工作组第一线岗位上的任兴志同志去世的消息。任兴志同志是亳州中院的工会主席，也是我同事，出于工作习惯和职业职责，我立刻想到了“采访”二字。在得到院领导的支持后，为了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资料，我立刻出发，很快赶到了任兴志同志生前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涡阳县陈大镇朱集行政村。

　　听说老任去世，村干部和村民们一下把我们给围了起来。“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啊”？人群中不时发生阵阵感叹。他们开始向我们讲述着老任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着老任生前的遗物，其中有一份老任制定的“三个代表”驻村工作计划和一张自然村分布图对我来说真是弥足珍贵。

　　我们打开了老任生前住过的一间保管室，屋内陈设十分简陋。一进门是两张破旧的课桌，老任的工作计划，工作笔记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墙的一角放着一张宽不盈米的挽床，床头前一台破旧不堪的炉子，看到此情此景，同行的几位同志泪水夺眶而出。我连忙举起了照相机，可遭到了一位村民的阻拦，“同志啊，你别拍了，这么差的条件，要是让领导知道了，该怪我们没有照顾好老任了”。人民群众对他的那份感情深深地感染了我。

　　从涡阳农村回到亳州市后，我径直也是第一次赶到了老任同志的家。在老任的灵前深深地鞠上三个躬后，我走进了他那7平米的小屋，用我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下了他那间斗室和他那些令人不忍卒睹的破烂衣物。星期天，我再次赶赴老任同志家里，与任嫂子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面对这孤苦贫弱、痛不欲生却不言悔的一家人，我的心灵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

　　可真正动起笔来写老任，我又感到无从下手了。我与老任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长，了解十分有限。由于法院几经变迁，中院多是些年轻的同志，随便聊一聊，他们都说老任是个好人，但也谈不出具体的事情来。我赶紧从谯城区委组织部调出老任的档案，打开一看，里面的记载却简单得令人十分失望。我搜肠刮肚，不得要领，无奈之下，只好草就一篇采访札记，硬着头皮去求助于中院杨德龙院长。

　　曾经金戈铁马的杨院长看了我的初稿竟然泪流满面，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知道杨院长的泪并非为我的稿子而流，而是他与老任的那份战友之情使他不能自持。杨院长什么也没说，铺开一张小笺，写了一行小字给我：要把老任写成一个活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只有普通，才最伟大。

　　看到杨院长的字条，我茅塞顿开。于是我走电视台，去医院，三下涡阳农村，四到任兴志同志曾经工作过的谯城区法院，漫漫的采访之路使任兴志同志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日渐清晰起来，我渐渐感受到我与老任的心越贴越近，终于可以抓到他跳动的脉搏。稿子成型了，定名为《生命的赞歌》。当《亳州报》的读者们争相传阅的时候，当任兴志同志的事迹在全市英模报告会上把许多听众感动得声泪俱下的时候，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篇《生命的赞歌》来之不易呀！可以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忘不了同事们三三两两主动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诉说着老任感人至深的故事；忘不了朱集村的百姓们对我一次又一次的热情接待；忘不了许多领导同志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并对稿子多次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忘不了我市著名作家、任兴志同志的堂兄任兴宇同志在语言和写作技巧上对我的帮助；忘不了杨德龙院长挑灯夜读，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修改；也忘不了新安晚报和今日法苑的编辑们对它的精心雕刻，是他们慧眼独具，才有了这篇题目为《一个普通法官的人生之路》获奖作品……

作者来自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