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新京报》报道，2月18日，布什在白宫签署《2005年集体诉讼公平法》，据说，这一法案的签署，标志着美国在结束其“诉讼文化”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有助于减少轻率的法案诉讼，恢复美国法律制度的平衡。美国自有美国的国情，它对集体诉讼的态度，自有其根据。但在我看来，我国的集体诉讼不但不应限制，而且还应当加强。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国的集体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就差不多被叫“缓行”了。

　　在我国，所谓的集体诉讼叫做代表人诉讼。在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没有规定这个制度。1985年发生了“安岳种子案”，安岳县1569户稻种经营户诉县种子公司水稻制种合同案，安岳县法院借鉴国外集体诉讼案件的经验，只由田安邦等三个人作为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结果1569户农民胜诉，获得赔偿。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试行，极大地节省了诉讼当事人的成本，节省了国家的诉讼资源，方便群众，方便审判，充分地显示了它的进步性和生命力。

　　进而导致在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明确规定了两种代表人诉讼制度，一种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一种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个制度的设立，既有立法的借鉴，又有自己的司法实践经验总结，确实是不错的。

　　在司法实践中，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但最近一些年来，这个制度的施行并没有获得更好的成果。

　　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群众的接受程度还不够，没有充分认识这种诉讼制度在保护自己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公益诉讼中，更是如此；二是很多法官不愿意实行这样的制度，原因其实比较狭隘，是因为多数法院按照法官的办案数量计发奖金，因而将人数众多的案件拆开分成不同的案件，大大地增加了工作量，也就增加了法官自己的收入；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那就是在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所代表的人数众多，弄不好容易形成群体事件，怕影响安定团结，因此让集体诉讼“缓行”。

　　人们宁可将代表人诉讼案件拆散，也不愿意让法官办集体诉讼案件“节省奖金”。

　　前两个原因容易解决，可后面的这个“缓行”原因，几乎就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扼杀了。

　　正像美国总统布什所说，“集体诉讼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美国的法律制度更有效率，保证受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也正是这样，它在保障受害人的赔偿权利，节省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特别是在积极研讨和试行的公益诉讼方面，以及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诉讼案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想，我们的司法机关的领导者和法官们，思想和胸襟应当更宽阔一些，不要更多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也不要唯唯诺诺地怕“出事”。其实，一个代表人诉讼处理好了，就直接解决了一个可能成为群体事件的大问题，维护了一大群人的合法权益，岂不是更有利于安定团结？为什么就一定要想到代表人诉讼案件的人数众多，就一定会影响安定团结呢？

　　至于美国立法限制集体诉讼为了避免“集体诉讼可能被人利用以获取个人利益，律师会选择能够获得最大赔偿的州的法院进行起诉，而原告本人得到的只是被起诉公司提供的值不了多少钱的优惠券”等弊端，在我国的代表人诉讼中应当借鉴，但起码目前这种弊端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还不至于要限制它。

　　因此，我的主张是，我国的集体诉讼制度不但不应当限制，不应当“缓行”，而且要更好地加强。（原载：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