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人山人海，都想买彩票，中大奖，你当时怎么想？”

　　“看他们挺可怜的，大奖早就控制好了，想让谁中谁就中……”

　　这是记者与杨永明关于彩民的一个问答。

　　在西安市的体彩大世界，记者对一些彩民进行了随机采访。

　　“彩票里面的鬼太多，我现在不敢买了。”

　　“我们都上当了，政府部门有人放弃监管，彩民更没办法监督！”

　　不少铁杆彩民说，他们已不再购买任何彩票。用彩票销售人员的话说，自从假彩票案发后，约六成西安彩民已“金盆洗手”。

　　有人说，假票案只要设计得当、操作无误，承销商及其同伙占有大奖自然百发百中，彩民们也只能自叹手气有限。面对彩票复杂的操作程序和承销商的各种把戏，彩民基本上是“瞎子”；彩票监管机构披露的信息有限，法规更没有为彩民设置享有知情权的名分。于是，即开型彩票销售，也因此不具备一般消费领域的最有力监督，即消费者自己的监督。

　　彩票是博弈游戏，谜底当然是要绝对保密的，为了保密性，其操作程序更应具有公开性，尤其是要接受游戏的参与者——彩民的监督，要玻璃口袋，里外透明。

　　在中国彩票业火爆的背后，不断暴露出问题，一些公众对彩票的发行和开奖程序以及资金用途存有疑问。而这些问题仅靠政府文件和行政规章远不能解决。

　　而如今，法律给予彩民的知情权，几乎没有。

　　宝马彩票案无疑充分暴露出了这一行业制度上的法律漏洞，但它目前的个案解决，却并不能化解因此导致的整个行业失信的危机。

　　重建彩票业信用的路径之一，是要在其中植入消费者，即彩民直接监督的机制。因为只有消费者自己，才能对切身利益受损的可能产生最根本意义上的监督动力；也只有广泛的彩民群体，才无法被一一收买。于是有人建议，在每一次大型彩票销售活动中，应设立类似英美法庭陪审团性质的彩民监督团。至于如何设计这个监督团以使之能够真正代表彩民利益实施督察，当然还需考量，但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方向。

　　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还要建立一套严格有效的监察制度。除了政府要有监督监察机构、评价机构以外，还应鼓励百姓举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认为，没有监督就没有信任，实际上在彩票业中，就把这种信任结构给破坏了。信任结构应该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构，一旦破坏，要想让它再恢复起来非常艰难。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不管是彩票发行者、销售者和购买者都需要法律保护，只有让法律来明确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有力的保护各方的利益。

　　目前许多彩民已经意识到依法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他们渴盼着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彩票的发行方式、开奖办法、开奖程序，让彩票的每个环节都置于有效的监控和社会监督之下，确保公正性；同时，建立彩票信息披露的公告制度，让彩民有知情权。比如每期的销售额多少，浮动基金多少，多少划入一等奖，调节基金多少等详细信息，彩民都需要了解。

　　呼声极高的彩票法立法实际上是维护广大彩民利益的需要。有不少彩民说：“有法律撑腰，我们买起彩票来才更加放心。”看来，以法律的形式给彩民确定一个名分应是当如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