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制作的假票若全部售给旅客，按照列车编组来计算，需要近40列火车720节车厢才能拉完

    □2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一年以下不等的刑期，罚金总额高达8730万元

    他们是一个特殊家庭的成员，一共24名罪犯。为追求所谓的精彩人生，共同设计了“Ａ”、“Ｆ”等一系列犯罪计划并部分实施。当他们觉得就要实现天堂般的梦想时，梦却被击碎了，他们的梦碎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制、售假火车票案。

    2004年9月27日，湖南省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胡利平犯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600万元；主犯陈苏慧犯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其他6名主犯、16名从犯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至八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6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罚金总额高达8730万元。24名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没有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他们制作的假票若全部售给旅客，按照列车编组来计算，需要近40列火车720节车厢才能拉完，不仅严重扰乱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假如大量旅客持假票上车，火车因超员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怀化铁路总公司党委副书记阳树清在接受采访时，仍感后怕。所幸这个在2004年春运期间伪造假火车票37048张，票面金额高达5310647元，作案区域跨湘、桂、粤、渝、川、闽、豫等12个省（市），20个地级市的犯罪集团被及时摧毁，由他们组成的特殊家庭自然崩裂。

“Ａ”计划——

通往天堂梦的台阶

    若不是在怀化铁路公安处的看守所里，胡利平与陈苏慧穿着黄色的号服，作为犯罪团伙的“老爸”与“老妈”都不像是罪犯。怀铁公安处刑侦支队队长江著红说：“他们是一群智能型、文化型、技术型罪犯。”

    尽管胡利平等在采访中不愿更多提及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在案卷中，胡利平数十页手稿和陈苏慧一份颇有几分文采的忏悔书，却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犯罪过程。

    “我们不能为了活着而活着，要想方设法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让和我在一起的每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摆脱平庸、碌碌无为的日子。”——胡利平手稿。

    “2001年10月，我们几个原先经常在一起的朋友商议着如何去发展，如何走捷径获得更多的资本来壮大自己，男人的好色成了我们的一个突破口。”——陈苏慧忏悔书。

    胡利平自称是一个书虫，尤其喜欢看历史类书籍，并喜好用一种“伟人”的姿态来运作自己的业务，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陈苏慧等人长期跟随他，先后一起做汽车配件、旅行社生意等，但因为仅有好高骛远的宏观操作，缺乏脚踏实地的悉心经营，打点的数项业务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正当他无计可施时，“天堂三姐妹”的姿色与忠心让他觉得柳暗花明，发财的捷径其实早就在身边。

    陈苏慧、陈敏、刘银银3名苏杭女子，先后与胡利平结识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经胡利平提议，她们结拜成“天堂姐妹”，以期齐心协力，风雨同舟，不虚度人生。三人跪地盟誓，按下血手印，誓言一切听从大姐陈苏慧的调遣，大姐要大家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并不得问理由。三个女人成为了胡利平的忠实信徒，心甘情愿为其效劳。

    随后，胡利平向陈苏慧、陈敏、刘银银端出了自己的“Ａ”计划——让刘银银和有钱的男人一起吃饭、唱歌，并引诱与其发生性行为，再由陈苏慧、陈敏以刘银银家人的身份出面敲诈男人。当月“Ａ计划”即付诸实施。某城市信用社陈某、骆某在浙江省杭州市陈敏工作的酒店吃饭时首先落入圈套，刘银银的姿色与风情让骆某无法把持。次日，陈苏慧以骆某与刘发生了两性关系，其父母已经知道此事且要报案为由，轻而易举地敲诈到骆某人民币10万元。

    首战牛刀小试，便如此轻而易举地捞上了一大把，四人好好乐了一阵子后，自命不凡的胡利平开始了更大的策划。

    2002年4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胡利平精心安排3个女人摆平了杭州某银行行长，通过该行长，胡利平等从两名私营业主手中各“借”得300万元。胡利平这一“借”手段之狡猾、设计之精细让陈苏慧等3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胡利平也自鸣得意地说“Ａ”计划已圆满成功——案发后，公安人员对此竟无法追查下去！

    这“借”的招数无论何等精妙，但触犯的是刑律！是犯罪！胡利平心中自然有数，因此，他和大家一商议，决定离开杭州，另觅良地图发展。他们用敲诈来的钱购买了一台上海产的别克轿车，从杭州出发一路游山玩水，几个月后来到广西南宁。胡利平说，广西在中国属边陲省份，经济相对落后，会更有商机，一干人便在南宁安营扎寨。

    胡利平的欲望因“Ａ”计划的成功而难以遏制地膨胀着，他觉得自己已踏上了通往天堂梦想的台阶。刚到南宁没多久，与广西某宣传部门的黄春萍认识后，他们瞄准了文化市场，投资80万元注册了“骆越文化传播公司”，准备在南宁搞一台演唱会，在一个新的领域大捞一把。谁知风云突变，演唱会无果而终，前期投入的几十万元打了水漂。

    见野心勃勃的陈苏慧等3人情绪低落，胡利平便带着她们往广东惠州市游玩。运作演唱会时，大家曾对如何防止假门票进行了商讨，而在广东游玩中不经意间看到电视上一条有关春运的报道，胡利平眼前一亮。他不露声色地邀来黄春萍、许松良、余志刚等，一共7人在惠州市东江体育场旁边的出租房里召开会议。胡利平轻描淡写地一番教导，鼓动得众人热血沸腾，决定成立“家庭组织”，定下家庭宗旨和制度，同时还设计了一面家庭旗帜，每一个进入家庭的成员都要宣誓。所有的家庭成员按“天堂儿女，横空出世”这八个字来排辈份，胡利平是“天”字辈，家长，外号“老爸”，陈苏慧是大姐，外号“老妈”。在会上，胡利平说，成立家庭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去抗争世俗，实现自己的梦想。会后，家庭成员按照各自的分工开展了市场调查。胡利平一伙推出了“Ｆ”计划——制、贩假火车票。

    “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失败并不必然导致成功，其前提是必须有勇气正视演唱会的失败，并勇于承担责任，才能转败为胜。”——胡利平手稿。

    “口口声声叫嚷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超越自己，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只是为了让自己干坏事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只是为了取得更多的钱财，来满足自身无止境的虚荣心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陈苏慧忏悔书。

“Ｆ”计划初试：

与“非典”不期而遇

    2002年12月，胡利平决定正式实施伪造火车票的“Ｆ”计划。

    通过对此前所有经营活动的反思，胡利平对“Ｆ”计划实施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细致的考虑。先后多次主持召开家庭会议，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制订了《工作流程》、《工作步骤》、《管理模式》等，并对其成员进行了明确分工，胡利平主持全局，由陈苏慧负责“Ｆ”计划的财务，黄春萍负责假火车票的底版制作及车票印刷技术，许松良负责假火车票的销售及票样采集，同时对每一项工作量化任务，严格考核，做到奖罚分明。

    制假火车票在技术上最关键的一环是防伪水印。2003年3月9日，胡利平签发了第一号家长令：“工作间资金下拨令：为了家庭经济建设和配合Ｆ计划的顺利进行，经家庭会议研究决定，家长核准，下拨工作间专项发展基金人民币12万元，作为工作间的发展运作资金。家长Ｚ。”他们所称的工作间指的就是制假票的底版及防伪水印的模仿。经打通关系，家庭成员在南宁普星制版有限公司将黄春萍设计的印制假火车票的红色底版制成了用于印刷的菲林底片，然后由黄春萍着重进行假火车票防伪水印技术的攻关实验。经过连续数周的实验，一次偶然停电的事故，居然让黄春萍歪打正着成功了。而就在防伪水印攻关成功的时候，黄春萍的妻子在医院分娩产下一子。家庭成员们兴奋地称是双喜临门，每个成员打了2000元的红包祝贺黄春萍。

    随后，由负责生产的家庭成员按照计划在南宁购买了电脑、胶版印刷机、晒版机、切纸机等大量设备，租用广西南宁市罐头厂成品2号仓库开办了万图印刷厂，进行假火车票印刷实验。2003年5月初，为了检验假票的仿真能力，他们在株洲试着打印了火车票287张并卖出19张。

    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由“老妈”陈苏慧起草制定了《安全防范措施》，以应对公安人员和防止出现重大差错。而为掩盖真实身份，他们利用制假技术制作了假身份证，犯罪集团成员大部分用假身份证，并使用多个化名、多张移动电话卡。印刷的假票，均为无座位的站票，明确规定不得印制有座位票或卧铺票，以免持假票上车的旅客与人争座位或铺位而出现破绽。在假票的销售策略上，胡利平要求“农村包围城市”与“立足平时”并举，即选择农村附近的中小城市火车站，在春运期以外销售假票，用他的说法就是要扎在铁路这根动脉血管上慢慢地抽！

    2003年5月，胡利平、陈苏慧、黄春萍、许松良与余志刚等家庭成员在南宁召开会议，形成“5·19”会议决定，定下了“Ｆ”计划回笼资金分配和管理办法以及“Ｆ”计划运作的新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规章制度。会后，各成员全面开展了制作、销售假火车票准备工作。一些成员被安排到株洲、郑州、成都等地调查市场，进行票样、列车时刻表、火车到达各站的票价表等信息收集及倒卖假火车票的选点工作，并展开了假票销售“人才”的吸收与培训工作。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使胡利平等人的“Ｆ”计划出师不利，各火车站售票窗口门可罗雀，哪有他们所希望便于售假票的涌动的人群？

    “Ｆ”计划与“非典”的遭遇，使胡利平等改变了计划实施的方式，假票销售由“立足平时”转向快速致富。

    “决策上，在缺乏实践证明、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提出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目标，造成了大跃进的错误，其根源是过于自信，急功近利。”——胡利平手稿。

    “或许此时的非典在给我们提示，我们的犯罪活动是违背了天意的，不可行的，或许在提醒我们该悬崖勒马，但是，利欲熏心已让我们无法止步。”——陈苏慧忏悔书。

“Ｆ”计划推行：

制假疯狂进行曲

    2003年11月5日，胡氏家庭组织会聚南宁，对操作策略变更后的“Ｆ”计划的具体实施再次进行商议，决定在春运期间大干一场。家庭成立“语部”、“正部”、“奇部”三个部进行假票的销售。其中“语部”负责的株洲片区（包括福州、南昌、武昌、汉口、怀化、岳阳、株洲等），由熟悉株洲的许松良掌舵，“正部”负责郑州片区，“奇部”负责成都片区（包括成都、重庆等），后来还成立了广州片区（包括广州站、广州东站、东莞站）。各部门迅速对客流及车次进行市场调查、联系下线票贩子、购买票样，并对成员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联络进行专项培训。

    从2003年12月开始，各片区负责人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火车票票样、计划销售的各车次及每日销售车票数量等信息先后发送到陈苏慧的电子邮箱中，总部根据各片区的信息打印假火车票，假火车票打印出来后，通过航空邮件等方式分寄给各部负责人，再由各部负责人将假火车票分发给各车站销售人员进行贩卖。其中向成都片区寄出假火车票11910张，票面总价额2233330元；向郑州片区寄出假火车票2980张，票面总价额为384780元；向株洲片区寄出假火车票17978张，票面总价额为2227782元。在许松良报送的计划中，有一趟火车就报了要销售近300张假票的目标；广州片区的假火车票由黄春萍送到广州，共计4180张，票面总价额为464755元。大量的假火车票通过票贩子开始在各个站点晃荡，其中不少销售到旅客手上。

    2004年1月27日，农历大年初六，湖南怀化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黑压压地挤满了焦急外出的人群。抽调参与春运的运转车长曾祥国在火车站的临时检票口巡查时，发现一批旅客持有的怀化至杭州车票有问题——怀化开往杭州东方向的临客是隔日运行，当天并无此趟旅客列车，车站绝对不会出售这趟车的车票。再仔细一查，竟有近两百人持有这趟并不存在的列车的火车票！

    胡利平百密一疏，他失算了！铁路警方闻讯而动，分别于1月28日、31日在怀化、南昌、武昌等地查获一批销售假票不法分子，收缴假火车票4000多张。后铁道部公安局决定立即成立联合专案组展开侦查，一张抓捕制贩假票犯罪分子的大网立刻撒向大江南北。

    怀化“出事”的消息传到南宁，遥控指挥的胡利平坐不住了，在手稿纸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怕”字。但许松良在从株洲向南宁逃窜的途中，写下了关于制贩假票的“Ｆ”计划失败的总结，并盘算着在10天之后向铁路系统抛出2万张更真的无座假票。当胡利平看到这份总结时，决定赌最后一把。2月7日，他通知团伙骨干在南宁某饭店的“阳光”包间聚集。谁料他们正在包厢中推杯换盏时，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连在包厢内给他们倒茶送水的服务员也是警方的女侦查员。参会的家庭成员悉数落网。

    之后，警方立即兵分几路，循线追踪，查处两个制贩假票窝点，抓获另外5名犯罪嫌疑人，并缴获汽车、电脑、扫描仪、胶印机、晒版机、切纸机和打票机等大量物证及一大批非法物品，同时缴获制式手枪2支，子弹11发。闻讯潜逃的陈苏慧不久亦落入法网，距案发时间只有短短的10天。

    “Ｆ计划的失败，让我们这个团队、大家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经济损失数百万元，让全体成员冒着风险，背井离乡，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多，付诸东流，颗粒无收。”——胡利平手稿。

    “我们大家如同赌红了双眼的赌徒，不顾一切地想从一趟趟火车上把我们投入的资金连本带利地捞回来，一个劲儿地想翻本……”——陈苏慧忏悔书。

“Ｆ”计划终结：

法官冷静判决

    8月10日至12日，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这件全国最大的制贩假火车票案。公诉机关为此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全案共25卷材料，证据数量达200多份2000多页，摞起来有1．6米高，包括供述、同案人供述、证人证言、搜查、提取、扣押笔录、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鉴定结论、检验报告、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等大量证据。辩方共有15名律师出庭分别为12名被告人辩护。

    此案的审理，对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来说是一场考验。怀铁法院法官和工作人员总共才38人，而仅押解24名被告人出庭需要的法警就得48人。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许峻多次向怀化铁路总公司汇报，案件的开庭审理得到了总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从经费到值庭干警，由总公司统一调配，法院只需全力以赴审理案件。尽管如此，按照预案要在短短的三天内把庭审开完，对段维定、李旭明、钟小汉三名合议庭法官来说也并非易事。不过，怀铁法院今年以来推行的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告知书，对提高这起大案审判效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在开庭前法院先对被告人进行诉讼权利的告知，极大地节省了庭审时间。同时，在庭审中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有效地加快了审理的进度。

    在庭审程序进行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时，胡利平，这个特殊家庭的家长，一手策划全国最大伪造假火车票案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诚恳地向法庭说：“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诚心接受审判，不管法庭对我作出怎样的判决，我都服判，尽管我站在被告人席上，但我相信法律，相信法官。”陈敏做最后陈述时，法庭上出现了感人至深的一幕：陈敏年迈的老父亲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老家赶到法庭，陈敏看到为她成长含辛茹苦的父亲，她站起来时已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我曾经想过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但是由于我的无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毁了自己的前途，也毁了父亲对我的期望，我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家人对我的期望，我愿意接受法律对我的制裁。我在人生转折的时候走错了第一步，以后绝不会走错第二步了，在法庭上也许有很多人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但是我还是发自内心真诚地向法官说，请求审判长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旁听席上她的父亲早已老泪纵横。

    对于这起备受关注的至今为止全国最大制售假火车票案，各大媒体密切跟踪报道无疑使此案成为热点案件。但怀铁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此案时没有被这种“热度”影响，承办法官钟小汉说，合议庭始终保持着中立，让自己不被舆论所左右，坚持居中裁判，做到“热点案件，冷静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