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

　　实践证明，采用上述方式和标准规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客观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围，也限制了原告的诉权，对保障公民、组织正当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我们认为，完善行政诉讼范围的原则是，将所有国家公权力主体与相对人发生的公法上的争议均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凡是公权力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时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不利影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对于法院不宜受理的特殊行政行为，应当采用列举排除的方式加以规定。同时取消关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使得所有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均被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从而保障相对人的各种合法权益。

　　首先，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其次，对内部行政行为提供司法救济;再次，加强对其他公权力主体行为的监督与救济。

　　二、明确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

　　关于原告资格问题。行政诉讼法界定的原告资格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是，法律没有区分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与有利害关系的人，也没有明确什么样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资格。我们认为，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关键要看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起诉人是否具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适当的救济。

　　建议将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修改为“只要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对相对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法院又能够提供有效的救济，则该相对人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关于被告资格问题。由于我国行政机关林立，层次复杂，存在大量的内部机构、临时机构、联合执法机构、派出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鉴于此，应贯彻“谁行为，谁做被告”的原则，将行政诉讼的被告界定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又能够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

　　三、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现行法律对当事人行使起诉权、申请撤诉权、和解权和上诉权都有诸多的限制。实践证明，这些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也违背了一定的诉讼规律，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首先，关于原告的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为3个月，我们建议将起诉期限整体延长为一年，而且将起算点固定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增加了时效中断的情况。

　　其次，解决立案难问题。如果法院对于当事人的起诉既不受理也不以书面裁定方式答复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上诉，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再次，现行法律规定，原告不享有自由的撤诉申请权，法院对于违反国家公共利益的撤诉可以裁定不予准许，这种做法实际上限制了原告的撤诉权，也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

　　四、改革行政审判体制，确保独立公正审判行政案件

　　由于目前我国法院设置体制和法官的选任晋升管理制度充满了地方化和行政化色彩，决定了法院很难做到独立和公正。因此，必须通过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创出一条司法改革的新路。

　　改革的思路可以分为三种：

　　比较现实但又不够彻底的方案是：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增加选择管辖和指定管辖的情形，允许原告选择原被告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法院管辖或者通过上级法院的指定管辖，建立交叉管辖制度。同时，提高法院的审级，凡以政府为被告的，原告有权要求与被告上级政府同级的法院管辖该案。

　　相对理想的方案是：在现有行政审判体制基础上，设立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的巡回法庭，旨在发挥巡回法庭的“特效性”和“及时性”优势，解决当事人诉讼不便、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执行机关拖延执行判决和行政机关抗拒执行的案件。

　　最理想的方案是：借鉴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

　　五、完善行政诉讼类型

　　行政诉讼的种类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行政诉讼法》只对判决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而未规定诉讼的种类，我们主张将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等七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