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

　　1月6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全国常任理事、日中友协福冈县负责人松山、岩左等人在中国南京首次公开了一份二战期间中国在日劳工名单。这张中国劳工名单是日本三菱公司于1946年给日本军政府开具的。这份史料证实，1944年在日本福冈大谷坑的中国劳工共352人，他们在一年内的死亡人数就达87人。这份名单记载完整，有劳工的姓名及其在中国的家庭地址。1月14日，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交流促进会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了一份《华人劳工从事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这份详细记载中国劳工资料的调查报告，是日本“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制作实行委员会”于1959年7月调查得来的。

　　2月：日本龙古大学教授田中宏和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2147名中国在日劳工及其遗属的控诉信、日本政府在1946年披露的有关中国在日劳工状况的《外务省报告书》以及日本友人经调查所著的《强征劳工以及殉难状况》等专著。2月10日，哈尔滨一位市民在整理家中物品时偶然发现一本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图片集。这本名为《满洲展望》的图集通篇都是日文。经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有关专家鉴定，书中收入了中国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的上百幅照片。

　　3月：齐齐哈尔富裕县境内的农庄地下发现多枚毒弹。　

　　4月10日：唐山市路北区委党史研究室发现8个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飞机窝”的侵华日军飞机掩体。这些“飞机窝”单个掩体呈拱形半圆状，直径约为20米，全部为钢筋水泥结构，主要用于作战时隐藏飞机和修理装配飞机。

　　4月17日：美国圣路易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将当时外籍传教士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中拍摄的纪录片和史学工作者研究成果剪辑而成的《南京大屠杀》中文版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4月20日：一件日伪时期“国民手帐”被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收藏。“国民手帐”是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发给中国百姓的，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明。这种手帐是1945年2月下发的，内有当时沈阳市敷岛区区长高垣四郎的名字和印章。

　　6月4日：齐齐哈尔市发现100多份二战时期日军侵华的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载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图片和文字。报纸包括日本昭和12年（公元1937年）间的《大阪朝日新闻》和《报知新闻》共100多张，其中一些还带有当年来自日本大阪的邮戳。由于日期久远，大部分报纸已经残破不全。从已复原的20多张报纸中可以看到日军侵占南京、攻打苏州、轰炸上海的图片与文字和有关慰安妇报道的大字标题。6月13日，宁夏石嘴山市发现《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被控案审判材料》。这本书是宁夏石嘴山市宋焕毅收藏的，是宋的岳父于1950年购买的。这本书详细记载了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00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研制细菌武器的罪行等。

　　6月16日：日军攻占上海以后颁发的嘉奖册和明信片在郑州亮相。资料的收集者叫张墉，他在日本做研究生期间收集了这些文献。据专家鉴定，这些资料中有两本侵华日军日记、日军占领武汉纪念图、日军攻占上海地图、汪精卫叛国声明、日军攻占上海的嘉奖册和明信片、日本海军轰炸中国的地图及8本1938—1939年日本出版的“世界画报”。

　　7月5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发现4本日本印刷的以侵华日军在华军事行动为主要内容的照片集，出版时间在1931年至1940年间。

　　这4本名为《日支事变写真帖》、《扬子江沿岸占领要塞兵备整理写真帖》、《支那事变画帖：出征纪念》、《征战中支》的照片集，共有照片700余幅。

　　书中文字部分为日文，印刷版式从32开到大16开不等，均保存完好。从版权页上可以明显的看出印制时间是在日本昭和6年至15年（1931年至1940年）间，印刷地点在日本国内，《支那事变画帖》和《扬子江沿岸占领要塞兵备整理写真帖》注明为“非买品”。《征战中支》书中，有“支那派遣军报道部监修”和“陆军省情报部推荐”字样。

　　从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可以得知，书中照片均由侵华日军及其随军记者在侵华战争中拍摄，主要是日军在1931年至1940年侵华时各阶段作战照片。既有侵华日军疯狂进攻的场面，也有当时日本皇室成员在侵华战场上的活动情况，还有城门、民房等建筑物被炸毁的惨景。

　　这4本书都附有一些地图。在这些地图中，日本将中国的版图肢解。在《征战中支》后附的“东亚要图”中，东北三省变为满洲国；将台湾和日本本土标成同一种颜色，内蒙古、青海、四川、宁夏、西藏、新疆也没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只剩下华中一带，被称为“支那本部”。

　　7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工作人员新近整理发现了16张日军地图。

　　这16张日军地图中有西安、兰州、春珲、丹东四张是彩色地图，时间最早的是大正11年（1922年），最晚的是昭和13年（1939年）。地图长56厘米、宽43厘米，比例尺为50万分之一，每张都清楚地标注出村庄、道路、山头、河流等区域分布和地形地貌，每张地图都标注有“军事秘密”字样。绘制地图有西安、延安、兰州、四川龙安、甘肃平凉、新集附近六十里铺、黑龙江春珲等地，地图的左上方标注有日本大正、昭和等年号，地图的左下方标注有地图制作单位“支那派遣军参谋部”、“陆地测量部、参谋本部”。在西安彩色地图上标有清晰可见的蓝色渭河及陇海铁路，以及咸阳、渭南等地，地图北至耀县、南至佛坪、西至岐山、东至华县，右上角写有“军事秘密”。

　　档案专家认为，从地图绘制的时间来看，有抗战爆发前的，也有抗战爆发后的；以绘制范围看有日军侵华战争到过的地方，也有没有到达的地方。如此详细到一个镇的地形、交通的军事地图是十分罕见的，这些军事地图足以证明日本侵华战争不是一朝一夕发动起来的，而是准备充分、蓄谋已久的。

　　8月12日：吉林省农安县发现一份日伪时期报纸——1936年7月11日的《满洲日日新闻》。

　　《满洲日日新闻》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期发行最早的报纸之一，创刊于1907年，读者群是在东北进行侵略活动的日本人，报纸推行的完全是殖民文化和殖民政策。这份被发现的《满洲日日新闻》，上面就载有日本军国主义制定的东北土地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又一罪证。

　　8月15日：长沙发现一幅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支那派遣军测量班”于“中华民国八年五月测图”、“昭和十七年八月复制”的“军事秘密”地图湘潭地形图。

　　这幅地图由当时从德国进口的印钞纸印制，防水防皱。地图长57厘米、宽46．5厘米。图框内文字使用中文，框外文字用日文。其中，地图的右上角的“军事秘密”、“部外秘”几字大而醒目。

　　这幅地图使用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绘制的是湘潭城区及其周围约14至15公里的地方。不仅百米以上的山坡或建筑物在图上均有明确标记，就是所有散落的村庄、独居的农舍、山间小道、平地小沟渠及其通向何处等也无一不在标注之列。地图上还绘有明显的等高线。

　　在地图的右上角，标有“支那事变地”字样；在地图左下角标有“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支那派遣军测绘班”字样，地图左上角标有制图时间“中华民国八年五月”。标注表明，日军早在北洋军阀时期，即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之前18年，就已经有了侵华计划，并派遣间谍深入到中国内地，勘测地形和资源,为侵华战争做准备。

　　8月29日：辽宁省营口市退休医师宁金荣将收藏多年的日军侵华时使用过的生活用品、三本“满语国民读本”及炮弹壳等一批文物，无偿捐献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日军使用的生活用品有一个酱油坛和两个瓷碟。酱油坛是瓷器，上盖大、底座小，高27厘米，呈桶形。油坛表面由墨绿色和白色相间构成，上面印着七角形标志，中间有一个大写的“奉”字，四周印有“株式会社奉天酱园”等字样。两个直径分别为15．8厘米和12．8厘米的瓷碟，分别印有描绘日本山水、村庄、人物等图案。

　　三本《满语国民读本》颜色已发黄，上面分别印着“国民学校第四卷、第八卷和满洲帝国政府”等文字。其中，两本中文字的教科书共352页，一本日本文字的教科书93页，里面印有中文、日文等学习内容和插图，并分别注明“日次附录、习字资料等说明”。印制、发行的日期分别为“康德六年九月一日”和“康德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著作所有者为“民生部”，发行者为“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炮弹壳是日本山炮弹，长为21厘米，直径为7.5厘米，厚度为0.5厘米。据介绍，1938年冬天，日军在进攻山东省千都县解放区时，被八路军的一位连长收缴，拆除后保留下来。

　　这7件文物为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奴化教育和军事侵略，提供了详实的文史与实物佐证，是日军侵华的又一批新罪证。

　　9月17日：盘锦市档案馆征集到一幅伪满洲国十万分（之）一锦州二号、三号双台子地图，经辽宁省档案专家鉴定为日军侵华的军事地图。

　　这份地图是伪满洲国军政部大同元年（193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印制的，地图用中日两种文标识。地图东起鞍山站，西至杜家台；南起营口，北至打（大）虎山。地图对当时的盘锦区域内的铁路、港口、学校、病院（医院）、警察署、火药库、河流及最小的村屯等都有详细的标记，特别是对当时的地形、地貌、资源、军队穿行的困难程度都有详细的标志，在当时属于最高军事机密。这张地图足以说明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对研究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有关专家在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安达实验场遗址处，发现了11枚土陶制细菌弹片，同时确认了关押细菌实验活体的“囚室”遗址的存在。这些土陶制细菌弹片为宇治式50型，与在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本部发现而保存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同类弹片完全一致，并与“囚室”互为佐证，确凿证明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用活人在此进行了细菌弹实验。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在受害者和加害者证言基础上，首次发现的七三一部队进行野外人体实验的最直接证据，是我国专家学者继特别输送档案、人体冻伤实验资料后又一重要发现。

　　10月2日：美国牧师约翰·马吉60多年前拍摄日军在南京屠城血证的摄影机由他的儿子大卫·马吉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约翰·马吉牧师1912年至1940年在南京传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秘密拍摄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血腥暴行。他拍摄的电影胶片长达105分钟，是留存至今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唯一动态画面。

　　2003年

　　据新华社1月26日报道：天津海关最近在一批出口美国，申报为“儿童读物”和“货样”的五个木箱中查获大量夹藏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日本画报、伪满出版的地图及其他保密文件。其中有大量标明昭和十六年至十八年间日本出版的日文“跃进之日本”画报，登载有大量当时日军“战果”宣传图片和文字，其中“赤色晋察冀肃清战，太行山脉峻险猛进击”、“支那大陆的战果”、“重庆连续大爆击”等图片，再现了日本侵略军践踏中国国土的史实，直观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其中“大东亚战争，日军大战果图”的地图，描绘的是彩色环太平洋地区的战况及势力范围，上面多为日本国旗。地图左上角记载了日军在舰船、飞机、车辆及战俘方面的“战果”统计数字；地图右上角记载了日军九次海战的名称及敌对国。这是天津海关首次在出口海运货运渠道发现日军侵华证据。

　　据新华社3月1日报道：吉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日前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一本日文画刊，上面载有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坠机的报道，并且附有一张大角岑生在南京战役后到光华门视察的照片。吉林省博物馆研究员宁波说，在“昭和十六年四月号”（1941年4月）的日本画刊《历史写集》中发现的这张珍贵照片，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它记录了日军在华犯下的罪行，同时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又一力证。据资料记载，大角岑生曾任日本海军省大臣、军事议定官等职，先后任多届内阁的海相，1931年晋升为海军大将。1941年初，大角岑生代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来华策划南进、扩大侵略战争。2月5日凌晨，大角岑生一行从广州乘海军巨型运输机起飞，由6架战斗机护航，飞往海南岛准备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途中飞机引擎发生故障，于是便返回广东中山县大赤坎乡上空准备降落。中国军队发现后，立即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向空中射击，飞机被击中后坠毁。事后，游击队员从飞机残骸里搜出了大批日军绝密文件，其中包括大角岑生草拟的日本海军南进程序计划的详细记录。宁波说，大角岑生是主张日本南进政策的首脑人物，也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武装击毙的日本海军最高级别的将领。但在这本画刊中，并没有提到飞机被中国抗日武装力量击落的事实，也没有说中国已经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准备南进的阴谋，而是把大角岑生当作英雄厚葬，表明其企图抹煞历史真相的险恶用心。

　　据新华社3月6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地区近日发现一座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军事要塞。

　　这座要塞位于阿尔山市正南20公里的花炮台内，要塞洞口十分隐蔽，是当地居民偶然发现的。走进洞口进入一条长约250米的隧道，隧道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拐弯，半米多厚的墙壁把要塞分为30多个房间，房间留有用于侦察和射击的小窗，每个小窗都可以从外边用活动的石头堵住。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所副所长邱时遇对记者说：“这个山洞具有明显的侵华日军要塞的特征，它的结构几乎跟我们以前发现的其他要塞是相同的，但规模上相当庞大。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已经证明它是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最大的一处日军军事要塞，建于1940年前后。”专家介绍说，阿尔山地区位于中国和蒙古国交界处，同时毗邻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这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日军侵华战争遗址群所在地。

　　据新华社3月12日报道：香港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一本新书，从军事的角度，纪录了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的恶行，突出了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同外国联军为保卫香港所作出的牺牲。这本书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日本侵略者侵华和侵占香港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是日本无论如何赖不掉的历史。15年前从英国移居香港的该书作者彭东尼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本书从当年英军在港的军事调动安排出发，揭露了1941年12月8日至26日间，日军对香港市民及联军的残疟与杀戮。他用“有系统的残暴”一词来形容当年日军的所作所为。

　　3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境内发现24枚毒气弹，造成一人受伤。

　　据新华社6月24日报道：山东省沂南县收藏爱好者张民甫近日将收藏的一本史料呈现于世人，这本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成为日军细菌战的又一条罪证。据专家鉴定，此书是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50年印行的中文本，精装32开本，共583页。书中记载了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前苏联伯力城举行的前日本陆军山田乙三等12名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一案的审判材料，有起诉书、被告与证人供词、书证、物证、各辩护人辩词以及军事法庭判决书。这本书全面记载了日本“731”和“100”部队制造和以跳蚤等媒虫投放鼠疫、霍乱、坏疽、炭疽热等病菌，以及用活人做实验等令人发指的罪行。有关专家指出，此书内容详实，收录证据多，是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活教材”，除了具有政治意义，还有较大的历史、军事研究价值。

“8·4”毒剂泄漏事件的毒气罐

　　8月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毒剂泄漏事件，共造成40人中毒住院，其中有两人病危，八人病重。

　　据新华社8月6日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为炫耀其侵略“战功”，而模仿“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形式篡改伪造的罪证银币，近日在珠海发现。这枚银币直径4厘米，厚0.3厘米，约重25克，正面刻着孙中山头像，上面题着“中华民国”，下面题着“开国纪念币”，而银币原本是货值单位的背面，竟铸有日军头盔、长枪和东洋刀的图案，两旁刻着“征支纪念”字眼，图案上面刻有“昭和十二参年”，下面携着“上海派遣军从军”的字眼。从质地辨别，这枚银币是纯银铸造的，做工精良。

　　为什么中华民国时期的“开国纪念币”上，竟会刻有“昭和十二参年”等充满日本封建军国主义色彩的图案和文字呢？据收藏这枚银币的王先生介绍说，这枚银币是一位朋友在日本搜集到的。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侵华日军入侵上海，1939年（昭和十二参年）侵华日军企图麻木和控制沦陷区中国人民的思想，篡改伪造了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将背面的价值单位和吉祥图案更改为充满日本封建军国主义色彩的图案和文字，将民国开国与日本侵华相提并论，这表明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全面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据珠海盛宝自然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这种模仿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形式篡改的、带有日本封建军国主义色彩的图案和文字的银币，目前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历史有一定借鉴作用。

　　8月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场公安分局民警卢庆来展示了自己收藏的日军侵华铁证——“支那事变”纪念章。这枚纪念章表面呈银白色，直径约为5厘米左右，章面为圆形、高浮雕。纪念章正面图像为一正在冲锋的日本军人，面部表情凶狠，一副典型的武士道形象，其脚下是一位身背大刀的中国抗日战士尸体。纪念章背面雕刻着一架日本双翼重型轰炸机，飞机右下方写着“支那事变纪念昭和十二年”；飞机正下方是两幅交错的图案，一幅是万里长城，一幅是当年的河北省地图，北平、天津、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等城市名称隐约可见；周围由8颗炸弹围成整个画面。这枚纪念章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华称霸世界的野心。“支那”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贬称，“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当年铸造了这枚限量版纪念章，目的在于炫耀军威。这枚纪念章是卢庆来转购自东海县黄川镇一位7旬老人。

　　据新华社8月11日报道：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大桥北岸一采砂场附近日前发现一枚炸弹，发现时炸弹断裂处正“滋滋”直冒白烟，情况十分危急。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危爆大队接警后赶赴现场，成功处置了这枚经鉴定为抗战时期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毒气航空炸弹。经勘察，这颗炸弹长105厘米，弹径58厘米，重50千克，尾翼、弹体均已受损，弹头与弹体连接处已断裂错位。危爆大队民警在对炸弹的外形察看后，判断这枚炸弹属化学毒气弹的可能性非常大。于是，立即请来地雷专家和防化技术人员一道对弹种进行了判定。经采用专业探测设备对所冒出的气体进行抽样检查后，判定该弹为麻醉神经性的化学毒气弹，距今约有60年的历史。　

　　8月14日：湘江长沙段继8月6日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毒气弹并被成功处置之后，14日上午11时左右，在距第一枚化学毒气弹发现地仅200米远的地方，再次发现了一枚正在冒烟的化学毒气弹。

　　“8·15”前夕，经黑龙江省虎林市文物管理所有关专家确认，位于虎林市西岗齿轮厂院内的一处遗址为当年日本关东军第11师团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关东军第11师团建于1896年，系日本一支老牌精锐部队，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及松沪战役。1939年10月进驻虎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逐渐撤离虎林。

　　 8月15日：青岛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布部分有关日军侵华的9件馆藏档案，其中地图2幅。这次公布的档案一部分是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日本秘密调查山东乃至中国各地战略资源的档案，其中包括《山东省详密图》《最近支那详密大地图》《山东资源调查表》等4件档案。这4件档案时间跨度长、调查资料详细，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秘密调查山东资源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就是掠夺战争。第二部分是揭露日伪统治青岛及日军暴行的档案，其中包括《日伪青岛治安维持会的布告》《劳工日记》《青岛市民请求释放被日本宪兵无辜逮捕的亲属的呈文》等3件珍贵档案。这些档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伪政权和日本军队在青岛制造白色恐怖、抓捕无辜百姓的罪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抓捕和虐待中国劳工的罪恶，以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掩盖侵华历史的谎言。其中《劳工日记》尤为珍贵，1945年日伪华北劳工协会以招收工人为名抓捕了大量劳工，《劳工日记》的作者是华北劳工协会职员，曾目睹了被押劳工的一幕幕惨剧：忍饥挨饿，仅以薄粥充食；疫病流行，生病者众多，由于缺医少药，每天都有死尸运出等。这份档案真实记录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史实。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青岛张贴的八路军传单（共3张），其内容是号召青岛人民齐心合力，赶走日本侵略者。另外公布一份具有反侵略战争倾向的报纸——《正报》。这份《正报》为1943年9月12日的报纸。报纸除报道了“轴心国”意大利已无条件投降的新闻，在社论《非战》中提出了“抗战是正义的”，并且以新闻、通讯、社论等多种文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揭露。这份报纸引起日伪政权的强烈恐慌，日伪警察局特务科将报纸的反战内容予以多处摘录和标注。

　　9月3日：施工人员在山东省菏泽市军分区干休所附近开挖下水道时发现了80枚排列整齐的炮弹，并于6日将这批炮弹全部挖出。后经武器专家鉴定确认，这批炮弹系日本军人在二战时遗留下来的，属常规炮弹。据介绍，这些炮弹长度约2尺，重量在7公斤左右。由于年代久远，炮弹已经锈蚀严重，但炮弹上的日本文字和炮弹的型号依稀可见。

　　据新华社9月5日报道：山东省图书馆近日发现10余幅日军侵华时的地图。这批地图是山东省图书馆日前在清点库房时发现的，包括《大东亚共荣圈之图》、《北支那重要资源分布图》等10幅日军侵华时期绘制的地图。在这批卷成轴保存的地图中，1939年所绘的《北支那重要资源分布图（矿产资源）》，对华北地区的金、银、铜、铁、玉石、石油、云母等28种矿产作了详细标注，产地、储量、埋藏深度及范围等也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字符一一作了注解。另一幅《北支那重要资源分布图（矿产以外资源）》则对华北地区的棉花、花生、羊毛、烟草、麻、盐等6种资源产地、产量作出细致说明，并特意标明山东小麦、棉花、羊毛等农副产品的年产量。标为东京印制的《大东亚共荣圈之图》为中、日双语注解，范围包括了东亚、东南亚诸国。彩绘《日本中心表半球图》则以日本为中心，上面把中国东三省一带圈为“满洲国”。山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可说，这些地图是重要的“满铁资料”，每张地图的绘制都需要投入巨资做大量调查工作，它们是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铁证。

　　据新华社9月7日报道：一套用当年日本人所拍日军攻占山海关照片印制的明信片，近日在秦皇岛市档案局被发现。这套明信片是在不久前整理前公安部门移交的部分日军未销毁资料时被发现的，全套共10张，由伪满洲国发行，背面印有“满洲奉天”字样，画面是10幅当时日本人拍摄的战争图片，反映的是1933年12月日军攻打入侵华北的重要关隘——山海关的情景。

　　这10张明信片记录了日军攻陷山海关的全过程，画面清晰地记录了端枪冲向长城城墙的日本士兵、被炮火轰得面目全非的山海关南门、炮击下硝烟弥漫的山海关街市、占领南门后挥舞刺刀和日本国旗的日本士兵、山海关陷落后日军设立的森严哨卡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一张明信片的下方，有文字写着“难攻不落的敌军战壕”，画面上是一段中国守军的战壕，记录了令日军“印象深刻”的一场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