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1934年，他曾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①建国以后，从我国实际出发，毛泽东提出并确立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自己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1959 年他曾这样说：“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抓农业，没有抓工业。”②为了不使农业因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到影响，他还在1956年提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发展迅速，与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无关系。1958年下半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由农业转向工业，并要求各级领导工作重心都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到工业建设方面来”③，特别是第一书记“要编到工业方面”④。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这时已不重视农业了，相反，他一再提醒不能因为抓工业，抓钢铁而丢掉了农业。他说：“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有人负责，搞不好不行。”⑤又说：“搞农业的需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⑥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告诫没有被接受，结果当工业高潮掀起后，农业受到了很大影响。有鉴于此，从50年代末起，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等著名论断，并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⑦。显然，毛泽东注意力又从工业回归到了农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搞阶级斗争，但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心仍不亚于工业。

　　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排除有感情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来源于他对农业重要性的理性思考。毛泽东对农业重要性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农业关系到社会稳定。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由于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能满足，社会不可能稳定，所以，农业对整个社会稳定关系极大。毛泽东指出，“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性农产品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治，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农村这样，城市也如此。因为“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⑧解决城市和矿区的吃饭问题，从而保证城市的稳定。因此，要争取粮食丰收以“稳定人心。”⑨毛泽东指出：“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而“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⑩

　　2.农业关系到工业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因为首先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其次，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是为农业服务。第三，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11)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

　　3.农业关系到国防巩固。毛泽东认为，我国要加强国防建设，“因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12)而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发展农业。他指出：“人民和军队得总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13)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生产大量农副产品和轻工原料，保证军队的需要，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充足的物资贮备。毛泽东说“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14)

　　4.农业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毛泽东认为，农业特别是粮食，直接关系人民的生活。农业发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15)否则，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他以苏联、东欧和我国为例说，苏联、东欧之所以“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人民生活受影响，在于他们“忽视农业”，而我国之所以“民生、日用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稳定”(16)，在于我们发展了农业。因此，他得出结论，只要我国农业有较大发展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

　　综上所述，高度重视农业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那么，他这种“重农”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

　　1.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是要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由于农业与人的吃穿住密切相关，因此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7)对于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毛泽东多次引用和阐述。1939 年毛泽东在讲到我们的教科书应该多讲一点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东西时指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喂牛、养猪等，都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18)1957年底，为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毛泽东又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说：“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19)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农业重要性的某些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法也非常相似，比如列宁曾提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20)毛泽东则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仅仅二字之差。可见，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

　　2.吸收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精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素有重农的传统。史书中的“食为政首”，“地者、政之本也”，“王者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的记载，民间广泛流传的“有粮则稳，无粮则乱；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的俗语，都是这一传统的写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对于生长于此氛围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产生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不仅出身农民，对农民有较深感情，而且谙熟历史，善于吸取历史文化精华，他重视农业受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是可能的。

　　3.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重视农业还来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具体讲，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是他认识到农业特别是粮食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在粮食生产的盲目乐观情绪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21)1959年他又告诫全党：“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22)除了人多外，人口结构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也是毛泽东认识到农民和农业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3)，“农村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24)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认为，“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的任务。”(25)

　　4.借鉴了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对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思想的形成有促进作用。他多次讲到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譬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视了，以致于他们的商品供应一直很紧张，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并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指出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目的是要引以为戒，提高全党重视农业的意识。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6)由于吸取了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失误的教训，本来就很重视农业的毛泽东更加把农业放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

　　二

　　重视农业，目的是要发展农业。尽管毛泽东在如何发展农业问题上不很成功，但他确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关于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如何安排农、轻、重三者的次序，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前提。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经验，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毛泽东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提出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现在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27)。所谓农轻重，就是国家制定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安排轻工业，然后安排重工业。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做，是否不以重工业为重点呢？毛泽东认为不是。因为首先安排农业不是以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说。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物资的分配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重点。但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农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劳力不被挤掉，因而是必要的。毛泽东认为，是以农轻重次序还是重轻农次序，这不仅是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而且是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到是否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明确与否的大问题。

　　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很重视粮食生产，认为它是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农业只要搞粮食就行了。毛泽东指出：“搞生产不要单去突击一项，要多样些。”(28)主要是种粮食，也要搞其他东西，要多种经营。从农业内部讲，“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29)从农业外部讲，“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30)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依赖的道理。”(31)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毛泽东在多种经营问题上很注意因地制宜。他指出，“各地不同，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范。”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就不能都去种甘蔗、茶，“要因地制宜”(32)。

　　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论述，主要观点是：(1)发展商品经济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是有本质差别。”(33)(2)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阶段。毛泽东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比如我国1957年生产了3700亿斤粮食，而商品粮只800－900亿斤。因此，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阶段。(3)商品生产是关系到团结农民的大问题。针对一些人要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想法，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剥夺农民”，就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34)。(4)发展商品生产对工人农民都有利。毛泽东指出：如果公社不搞商品生产、交换，那么工人就没有饭吃，农民就没有衣穿，就得不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就没有货币收入。(5)商品生产在我国将长期存在。毛泽东认为“只要还有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35)

　　关于关心和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思想。毛泽东很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关键是处理好国家积累、农民集体积累和农民个人收入的关系。首先，国家要积累，要向农村集体征购、派购一部分农副产品，但不能过多。如果过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36)毛泽东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作法，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其次，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丰收年积累可多一点，但也不能太多”，“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37)。总之，要“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38)另外，同农民打交道，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不能搞无偿调拨，也不能因为价格不合理而损害农民利益。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尽可能地缩小它，要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以使在处理工农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尽可能不使农民吃亏。

　　关于农村技术改造和农业科技推广的思想。毛泽东很重视农业技术改造，特别是农具改造，认为“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要求把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推广到一切地方去”(39)。在推广农具改造方法上，毛泽东提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各种农具，进行比较，通过试验加以改进，试制出新式农具。试制出来后在田里实试，确有成效，然后再大批制造，加以推广。在重视农具改造的同时，毛泽东也重视农业科技的进步。他总结农民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有指导性的意见。在肥料方面，提出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与无机肥结合的方针。他说，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因为每年还不能生产多少化肥，而且提了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了。无机肥也要有，但如果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使用，会使土壤硬化。在土壤方面，他提出以深为中心的改良土壤的建议。他说：“一切农业合作社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良耕作方法，合理地施肥、合理地灌溉、合理地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和密植。并指出：“土壤改良主要是深翻、调换。”(40)在水利方面，他提出修水利以畜水为主，治水与改土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对有水土冲刷的地区，他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办法是把山水田林综合治理，不能只抓治水不抓改土。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发展农业方面确实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那为什么过去我国农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呢？这很值得深思。就毛泽东上述思想而言，一是有的思想不完善、有缺陷。比如毛泽东提倡的农村多种经营主要是集体的多种经营，对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虽然有时有某种允许，但基本是限制的。又如毛泽东曾主张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但他的商品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不让市场直接对生产发挥作用。二是有的思想有矛盾或前后不一致。例如，毛泽东曾说要把农林牧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但他同时又要求以粮为纲；他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但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三是有的思想提出来后没有很好实行。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就是这样。1962年毛泽东这样说：“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没有实行。”(41)1962年以后也有这种情况。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中国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我以为，还与毛泽东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几个误区有关。

　　误区之一，农业机械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条件”。

　　农业机械化，即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这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过程在我国迟早要发生。但是，在当时我国农村，机械化不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农业合作化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后，如果不及时解决农村经营体制问题，农业发展仍会受到束缚。另一方面，实现机械化要受诸如采用机器的愿望、农村的富裕程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科技状况等许多条件制约和推动，这些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然而毛泽东没看到这些，而是一味强调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用机械装备农业是使农林牧大发展的“决定条件”(42)。并认为农业机械化在我国可以很快实现，提出7年，争取5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由于脱离实际地把农业机械化作为当时迫切要解决的任务，结果一方面使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村经营体制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另一方面使科学技术这一实际上比机器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因素被忽视掉了。而当以上两个后果出现后，我国农业踯躅不前就成为必然。

　　误区之二，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促进农业发展。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农村变革了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然而毛泽东却因此逐渐形成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他明确指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43)为什么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呢？毛泽东的逻辑是，农业的发展要靠机械化，而机械化是与大规模经营连在一起的。因此要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就要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而要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就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正是在上述思想和逻辑支配下。1955 年初级社刚建不久，毛泽东就要求办大社。认为“小社人少地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44)结果，社的规模一下子由几十户发展到一二百户。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在高级社建立不久，又很快把高级社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本来，合作化后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毛泽东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生产关系落后生产力，因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结果本来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变得更加不适应了，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误区之三，以运动形式搞农业是“迅速有效”的办法。

　　毛泽东发展农业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搞群众运动。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45)又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46)毛泽东热衷于搞群众运动，不仅因为他认为搞群众运动是坚持群众路线，符合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而且他认为搞群众运动更有利于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粮食。”(47)搞群众运动之所以有利于生产发展，是因为只有搞群众运动，才能激发群众的干劲，创造1天等于20年奇迹。毛泽东说群众“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48)但是要把由于运动激发出来的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毛泽东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49)。因此，群众运动又必然是和大鸣大放大辩论、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运动。用搞政治运动办法搞农业，这是把过去搞革命的方法运用于搞建设。由于这种方法不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因此，它不仅达不到使农业跃进的目的，相反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三

　　尽管毛泽东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存在的以上一些失误，但是瑕不掩玉，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不失为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的思想对于我国今天农业现代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探索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1.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没有过时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种思想现在是否还适用呢？这是研究毛泽东农业思想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新时期党对农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新时期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邓小平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50)为了发展农业，我们党在农村建立了生产责任制，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中央关于要重视农业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变。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针对一些地方产生的忽视农业的苗头，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农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永远忽视不得，只能加强不能削弱。”(51)党中央对农业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说明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在新时期仍没有过时。

　　新时期党中央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不是因为毛泽东过去是这样做的而教条地模仿，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业的发展。首先，从现代化的内涵讲，我国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方面，也就是说，发展农业是现代化的本身要求，没有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其次，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讲，现代化建设固然重视工业发展，但工业化离开农业的支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经说，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因为工业所需要原料、资金、劳力、产品销售市场都要靠农村。毛泽东这一结论在今天仍然适用，因为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今天也仍然存在。正如江泽民所说：“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52)因此，“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53)再次，从现代化的外部条件讲，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现代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而中国要稳定，首先农村要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54)而要稳定农业，就要重视农业发展。邓小平指出：“九十年代如果中国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55)，这是十分深刻的。

　　进一步讲，不仅现在应该重视农业，就是将来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能忽视农业。美国哈佛大学1949年出版的获该校优秀著作奖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一书这样写道：“一个国家，不论已经高度工业化到何种程度，若不能同时在国内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及变动的平衡，或者经由输出和输入，与其他国家的农业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则一定不能持续并发展其经济活动。”(56)事实也是这样，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对农业仍很重视，认为它是保持经济兴旺的重要力量。为了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平衡，一些国家对农业还采取了资助政策。这些国家经济得以发展与农业的支持不无关系。

　　一些人忽视农业有一个原因，即他们看到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一些地方出现卖粮难，以为我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江泽民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不能说粮食已经过关了”，“不但九十年代不能说这个话，而且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代也不能轻易说这个话。”(57)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消费会越来越大。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人口将净增2亿，按人均年平均消费400公斤计算，需增加粮食800亿斤。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减少，今后我国农业生产难有大的增长。目前我国耕地面积每年减少5.6万亩，到2000年，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6亩(58)。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我国粮食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既然粮食在相当长时间不能说过关，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农业。

　　2.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没有过时，那么毛泽东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是不是还有指导作用呢？这是研究毛泽东农业思想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解决农业经营体制问题。这个问题毛泽东没有解决，这是我国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在今天完全不适用。因为在解决了经营体制之后，农业还有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许多思想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中国农业应该如何发展？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59)这是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个结论是全新的，但其渊源来自毛泽东的农业思想。具体讲，在靠政策方面，虽然在毛泽东的发展农业思想中找不到我国农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但他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关心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无疑是党关于农村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首要出发点”(6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农村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有一条经验，首先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61)在靠科学方面，虽然毛泽东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明确提“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要靠尖端技术”(62)，但毛泽东提出的进行农技改造，推广农业科技的主张体现了这一思想，因而也有指导作用。

　　除了上述从总的方面提出“两靠”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还从具体方面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战略思想。比如，强调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认为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指出“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63)又如强调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指出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64)再如，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认为它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5)“是振兴我国农业经济的必由之路。”(66)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发展，它对毛泽东农业发展思想的继承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毛泽东曾经有过大量论述，只是后来违背了这些思想而已。因此，今天强调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际是对毛泽东过去思想的恢复和发展。对发展多种经营问题，毛泽东则一直是提倡的。当然，他提倡的多种经营在其主体和内容方面不能和今天相比，但其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发展乡镇企业问题，毛泽东也提出过试验过，并且预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67)这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诚然，在发展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有过一些失误。但即使是失误，只要认真总结，也可以得到有益的东西。比如毛泽东批判“三自一包”、限制家庭多种经营，限制商品经济等，原因是他从马克思主义抽象原则出发，认为这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能从抽象原则出发，而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又如，毛泽东不断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他认为这样做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失误中我们得到以下启示：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革生产关系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超越阶段把社会主义高级阶级的某些做法在现阶段来实行。再如，从毛泽东采取搞运动办法搞农业，造成人力物力巨大浪费的失误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教训：搞经济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凭主观意志，也不能用过去搞革命的办法来搞建设。此外，毛泽东的一些失误，如在高级社后搞国营农场，想短期内实现机械化，限制商品经济等，与他搬用苏联经验有关。这又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总之，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过程中有很多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教训，提供了新思想、新政策如何建构的基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之所以能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就是由于认真总结了过去农村工作中的失误的结果。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各种政策称之为“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便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代价不是白付的，没有毛泽东在探索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失误，就不会有今天的农业上的大彻大悟，就不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农村方针政策。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1页。

　　②1959年2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

　　③1958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④(14)1958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

　　⑤⑥(33)(34)(35)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

　　⑦(29)(30)(45)(46)《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1960年4月1日，1960年8月2日，1964年10月1日，1958年10月4日。

　　⑧⑩(11)(12)(15)(16)(23)(24)(26)(36)(37)(38)(4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0页，第360页，第361页，第72页，第269页，第268页，第379页，第400页，第267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80页，第257页。

　　⑨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

　　(13)1966年3月12日《关于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页。

　　(18)转引自《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石仲泉的文章。

　　(19)(43)(49)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

　　(20)《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7页。

　　(21)1957年3月20日关于思想工作问题的讲话。

　　(22)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

　　(25)196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27)在庐山会议前的讲话。

　　(28)《光明日报》1965年8月15日。

　　(31)《红旗》1978年第9期。

　　(32)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39)(40)(47)(48)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

　　(41)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

　　(42)1959年10月《党内通信》。

　　(50)(53)(54)(59)(61)(62)转引自《人民日报》1993年2月22日孙文盛文章。

　　(51)(52)(57)《光明日报》1992年12月28日。

　　(55)江泽民纵论天下大事《江西日报》1993年9月9日。

　　(56)张培刚《农业工业化问题》第57页。

　　(58)《江西日报》1993年3月14日。

　　(60)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63)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

　　(64)(65)1984年3月1日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开创社会企业新局面的报告》。

　　(66)1985年中共中央七五计划建议。

　　(67)转引1967年12月20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