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却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就是这一过程的简明概括。当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新的探索的开端。尽管毛泽东并未找到“自己的道路”，但是他的探索求实精神却被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所继承和发展，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一、“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采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他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如果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所以他主张要达到社会主义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素来是以坚持从实际出发，具有灵活性著称。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仍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在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过火行为，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确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毛泽东说：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没有采用苏联没收的办法，把资本家赶走，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通过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也和苏联不同，没有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而是创造了消灭富农阶级与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同工同酬的劳动，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式，稳步前进。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的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要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方面仍然是学习苏联，以苏联为榜样，即在工商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为特征的模式；在农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特征的模式。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1954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中国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③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采取迟缓的速度“就是忽视了苏联的经验。”他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④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总体上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基本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制度(在中国资本家还拿定息)。在分配中强调了公平却忽视了效率，而不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国民经济的产品分配纳入了中央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不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第四，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重点、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是照搬苏联经验，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举国上下，到处都响彻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宣传口号也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氛围下所掀起的学习热潮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教条主义倾向。结果，在很多领域和不少实际工作部门，出现了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严重情况。正如毛泽东以后在成都会议(1958年3月)上所说：教条主义在许多地方占了上风，不管苏联做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言听计从。

　　本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就有过痛苦的教训，并从这些教训中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从来都不是无分析无鉴别地接纳。为什么建国以后又坦然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建设中一度出现了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

　　这首先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中苏两国共产党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差异，长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但是两国共产党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强调“以俄为师”。毛泽东主张“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上说，就是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一方面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某些理论认识。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只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来”式理解上，诸如只知道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却不了解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只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却不懂得需要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甚至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只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却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来获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于新中国成立的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采纳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供选择和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时苏联模式的基本原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大体符合的，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式理解没有什么不同。因而苏联模式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效法的样板，成为毛泽东所要坚持的“原则性”。

　　还要看到，在1948年南斯拉夫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批判“走自己的道路”，把一切独立自主倾向指责为“民族主义的幻想”，进行政治谴责，从而制造了强大的思想政治压力，以维护“苏联道路”的普遍意义。其后果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受到扼制；为迷信苏联，为教条主义的盛行制造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由于这种复杂原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实践到理论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对于苏联——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人是尊崇的。如毛泽东访苏曾请求斯大林派理论权威来中国帮助中国同志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表悼念文章说：“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力量。”⑤既然苏联——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受到尊重，那么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经验，也就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榜样。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方面没有经验，只能仿效苏联，拿来再说。

　　建国前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⑥既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熟悉经济工作，也就谈不上自己的创造，只有先学习，“全部拿过来再说。”

　　要指出的是，学习苏联的初衷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在号召“学习苏联”时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前面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⑦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富强的渴求，对于国家建设获得成功的期望，便成为学习苏联的动因。因为苏联也是基于落后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国家。十月革命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考验，为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蹂躏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历史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曾一度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事实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所以“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自然选择。

　　第三，采纳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包围封锁，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的结果。

　　新中国诞生后，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孤立。新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什么援助，而且受到西方国家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封锁以至武力威胁。在世界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冷战逐步升级，意识形态的异同对国家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历史环境中，新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破击西方国家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企图，确保国家安全，并从苏联那里取得支持和援助，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独特道路，斯大林曾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疑虑，维护大局所需要的中苏团结，就不能不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所以当建国前夕毛泽东号召“走俄国人的路”，同时便宣布了“一边倒”的国策⑧。在政治上的“一边倒”，在经济上也就加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不抱敌视的态度，新中国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也许新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模式上会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在外交上也许不是“一边倒”，而是采取回旋余地更大的更为平衡的国际姿态。但事实并非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不但阻碍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往，而且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上，也逼迫新中国只有向苏联学习，“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断然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二、“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说：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他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⑨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曾试图改变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提出“以苏联为鉴”⑩，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标志。

　　为什么在这时毛泽东要提出“以苏联为鉴”，进行自己的探索呢？

　　建国初期从苏联那里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五”计划时期，依靠正在形成的这种体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确实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复杂，发展目标和人民生活要求的多元化，这种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也同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对于它的某些弊端，毛泽东等人即敏锐地有所觉察。“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11)可以说，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国共产党人是发觉得最早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独特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既有过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痛苦教训，也有过从实际出发，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2)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所以他们很快就从建国初期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了出来，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成功，就是苏联的成功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国情；苏联的成功经验，也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民主革命一样，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自己来探索。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照搬照抄，言听计从，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传统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矛盾，更是不能容许!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3)毛泽东的心情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由此可见，改变照搬照抄的做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

　　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使人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严重后果，第一次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14)。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了盖子，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人们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重新考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不能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重新加以审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便更加明确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听取了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之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15)。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论十大关系》开宗明义便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又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以后又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6)。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7)。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有许多中肯的批评。但在公开发表时，由于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没有完全收进去，新近出版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作了补述(18)。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批评苏联体制的弊端开始的。为了从苏联体制的缺点错误中摆脱出来，走自己的道路，他既批评了苏联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批评了国内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并初步总结了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在经济建设的布局和资源调配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一条)。毛泽东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他批评苏联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他提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论十大关系》讨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第二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三条)。提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能离开经济建设来片面地强调国防建设。

　　毛泽东提出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而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说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第四条)。指出“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这显然是指高度集中的苏联管理体制的弊端，他提出要给工厂企业以一定“独立性”。关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他指出：“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那样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五条)，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很显然，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苏联管理体制中由于中央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从而损害了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缺乏活力的弊端；试图建立与苏联的管理体制有所不同的，能够调动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更为灵活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党和非党的关系(第七条)，明确宣布我国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讲话原稿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正是鉴于苏联的教训，同时也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才明确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第八条)，毛泽东作了“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估计，一反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反革命愈来愈多的估计。讲话原稿说：“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毛泽东宣布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

　　在政治生活方面，还讨论了是非关系(第九条)。毛泽东提出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讲话原稿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在这里，已经孕育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第六条)，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他提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毛泽东所阐明的处理这些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初步提出了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方针，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比苏联更为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中外关系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第十条)。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虽未点名，但显然是批评苏联领导人盲目排外、自我封闭的错误倾向。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但又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他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要面向世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批评了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反对“贾桂思想”，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走自尊自强自立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这十大关系，无一不是同苏联作比较，试图在苏联道路之外，找到一条比苏联道路更好的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便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尽管在1956年毛泽东还不可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有透彻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已经提出若干中肯的问题；尽管还未从总体模式上对苏联体制有什么突破，但是已经触及到苏联模式的若干重要方面。《论十大关系》，既是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成功之后，试图从仿效苏联模式，“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积极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良好开端。毛泽东在当时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许多批评，在党的领导层中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示范和推动下，党内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新风。到中共八大，全党的探索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诸如“八大”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李富春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开了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河。

　　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为开端，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但是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全党上下在探索中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并不深刻，也不牢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虽有发现，但并不等于在自己的实践中已经学会了避免类似的错误。所以当国际上出现反苏反共浪潮，国内出现资产阶级右派的活动，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很快发生了逆转，使“八大”前后的有益探索受到冲击，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因而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以致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次严重挫折。“八大”前后的许多正确认识和主张，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浪潮所淹没。加之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论战，中国党由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进而走向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长时期以来，苏联模式一直成为人们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终究没有摆脱苏联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由国家统得过多过死、排斥市场机制、缺乏活力的传统模式。毛泽东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

　　但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迷信外国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却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继承了毛泽东的未尽事业及其探索精神，有继承，有发展，也有超越。

　　邓小平以其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极其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19)正是鉴于“搬用别国的模式”以及中国党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反复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0)要适合中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亦即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50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向。

　　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在这里，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划时代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

　　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飞跃。所谓“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这个层次上说，是指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层次上说，是指学习苏联，仿效苏联模式。归结起来，所谓“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这就把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混同了起来，把苏联模式视为各国普遍适用的共同模式，从而忽视了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这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各国普遍适用的模式，并非一个中心、一条道路，列宁早就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有一致性、共同性，但是不同的国家是通过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发展道路来体现的。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根本上说，是各自独立的运动，如果套用一个统一的公式和固定的模式，必然脱离本国实际而遭受挫折，实践证明是不能成功的。唯有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寓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所谓“走自己的道路”，就是指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摒弃照搬照抄别国模式的错误做法。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要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对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模式，寓社会主义的共性于“有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

　　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从总体上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找到了新的实现形式：第一，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和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在经济格局方面，突破了关起门来搞建设，发展单一的内向型经济的传统格局，确立了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的新格局。

　　显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这条道路的开创，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持和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自己的道路”，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及预见，毛泽东也未能解决的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释

　　①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9页，第831页。

　　②(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4 页，第464页。

　　③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 年9月15日)。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时加的。

　　④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见1955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⑤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3月9日)，见1953 年3月9日《人民日报》。

　　⑥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1481页，第1471—1473页。

　　⑦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2月7日)。见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⑩1955年底毛泽东即提出“以苏联为鉴”的问题，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2页。

　　(12)(20)(2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8页，第149 页，第371—372页。

　　(1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 月—1960年2月)。

　　(14)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149页。

　　(15)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44页。以下引文出此，不另加注。

　　(1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17)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

　　(18)补述内容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7—490页。以下引述出此，不另加注。

　　(19)《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