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处长喻海松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

　　1.我们看到《解释》内容十分丰富，如何确保《解释》能够充分发挥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

　　答：《解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依法解释、坚持宽严相济，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统一规定。为确保《解释》最大限度发挥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起草过程之中着重把握了如下几点：

　　一是依法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强化森林生态安全司法保护。考虑到森林资源由林木和林地共同构成，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既包括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等林木犯罪，也包括非法占用林地犯罪。为全面有效保护森林资源，便于司法实务办案，《解释》对既有多个涉林犯罪司法解释加以整合，形成了统一的司法解释，强化对森林资源的一体保护。在此基础上，《解释》根据刑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全面、系统规定，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落到实处，严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刑事法网，彰显了严惩相关犯罪、全面保护森林资源的坚定立场。

　　二是明确从重处罚情形，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育功能。《解释》针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实践情况，设置了五项从重处罚情形，即对所涉行为在法定刑幅度以内判处较重的刑罚。例如，非法采伐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林木的行为，较之非法采伐其他地方的林木，对森林资源的破坏程度更为严重，故设置为从重处罚情形之一。又如，经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继续实施相关行为的，明显属于主观恶性较大，故亦设置为从重处罚的情形。

　　三是贯彻从“治罪”到“治理”理念，促进森林生态有效修复。为推动对森林生态的有效保护，《解释》专门将“积极通过补种树木、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明确为从宽处理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引导行为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从“森林资源破坏者”转变为“森林生态修复者”。这既是落实从“治罪”到“治理”理念的具体举措，也是宽严相济、恢复性司法的当然要求，对促进森林生态有效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2.近年来，媒体报道了一些灌注农药毒害古树牟利的案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请问《解释》对依法惩治包括毒害古树在内的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有何规定？

　　答：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是自然界的活化石、森林资源的瑰宝，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近年来，非法采伐、毁坏古树的案件时有发生，甚至采用灌注毒药的方式毁坏古树，给古树生长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危害十分严重。本次发布的“何某长等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这一典型案例，就是跨湖南、江西两省六市九区县的多团伙、成批量毒害古树系列犯罪案之一。人民法院对该案三名被告人判处实刑，且均升档量刑，彰显了依法严惩危害古树犯罪、加强古树资源司法保护的坚定立场。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对象为“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包括古树在内。对于非法采伐、毁坏古树的行为，应当适用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基于此，《解释》针对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作了专门规定。

　　第一，全面规定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范围较大，既有乔木，也有灌木、苔藓等植物。对于后者，难以适用立木蓄积或者株数的标准。基于此，《解释》针对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入罪，既设置了立木蓄积、株数标准，也设置了价值标准，以防止形成处罚漏洞，进一步严密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司法保护。

　　第二，区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保护级别设置差异化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珍稀、濒危程度，以及生态、文化、科研价值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律适用相同的定罪处罚标准，难以实现罪刑均衡，亦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基于此，《解释》区分保护级别，分别设置定罪量刑标准。例如，危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入罪标准为一株或者立木蓄积一立方米以上，而危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入罪标准则为二株或者立木蓄积二立方米以上，二者之间为两倍的倍数关系。可以说，设置差异化的定罪量刑标准，既是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也有利于推动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科学管理和精准保护。

　　第三，针对危害古树名木行为专门规定定罪量刑规则。古树名木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科研和生态价值。对于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古树名木，可以依据其保护级别分别适用相应的株数、立木蓄积标准。但还有很多古树名木未列入上述名录。基于此，《解释》针对危害古树名木的行为，专门规定“根据涉案树木的树种、树龄以及历史、文化价值等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定罪处罚”，以依法严惩危害古树名木犯罪，切实加大保护力度。

　　3.实践中，有些树木被大风吹倒或者已经枯死。对于擅自砍伐这些树木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不同认识，部分案件处理引发了争议。请问《解释》对此有何考虑和规定？

　　答：正如这位记者朋友所指出的，对于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的对象系“风倒、火烧、水毁或者林业有害生物等自然原因死亡或者严重毁损的”林木，是否构成犯罪，如何追究责任，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同认识。为统一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解释》坚持问题导向，对所涉问题作了专门规定，明确对盗伐此类林木的，在决定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裁量刑罚时，应当从严把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对滥伐此类林木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从宽处理。作出以上规定，主要是考虑：

　　一方面，《国家林业局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火烧枯死木”行为定性的复函》（林函策字〔2003〕15号）明确提出：“根据《森林法》的规定……凡采伐林木，包括采伐‘火烧枯死木’等因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都必须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据专家介绍，之所以对已死亡或者严重毁损的林木仍实行采伐许可，主要是因为，森林资源具有整体性，已死亡或者严重毁损的林木仍具有一定的生态功能，仍可防风固沙，或者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森林资源具有自然恢复的弹性，严重毁损甚至看似已经“死亡”的林木仍然可能萌发新芽、恢复生机；林木是否在采伐前就已死亡或者严重毁损，有时难以识别，如规定此类林木不需采伐许可，则难以避免“浑水摸鱼”，不利于严格保护森林资源。

　　另一方面，从社会危害性来看，如果林木确实已经死亡或者严重毁损，则其生态价值相对有限，有关的非法采伐行为对森林生态的破坏相对较小。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确保相关案件处理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对盗伐、滥伐风倒、火烧、水毁或者林业有害生物等自然原因死亡或者严重毁损的林木的，不能与盗伐、滥伐正常生长的林木“一视同仁”，而应实事求是、体现区别对待，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严格控制，必要时可予以行政处理。

　　4.“徒法不足以自行。”《解释》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对贯彻实施工作有何考虑？

　　答：《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解释》的公布施行，对于依法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保障森林生态安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解释》的公布施行为契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强化对森林资源的刑事司法保护，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一是依法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有力措施，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和《解释》规定，依法办理非法占用林地、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等各类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突出打击重点，彰显严惩立场，回应社会关切。

　　二是有效强化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源头治理。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森林资源领域行刑衔接机制建设，助力相关行政部门强化森林资源行政执法和管理，“抓前端，治未病”，通过移送行政处理、提出司法建议等多种方式，推动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减少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的发生。

　　三是切实加强普法宣传工作。人民法院将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结合相关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的审理，深入细致开展法治教育工作，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引导广大群众增强保护森林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