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突然停产，引发500余个供应商和3700多名员工激烈维权。债权人向广东深圳中院申请重整。深圳中院在受理重整申请之前，采用预重整方式审理，根据最高法院和深圳中院规定，指定一级管理人进场辅助企业推进重整。通过预重整，员工得到妥善安置，企业恢复生产的障碍逐一消除，充分实现了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2017年4月18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福昌公司重整计划。

　　李曙光点评：

　　该案是预重整制度在国内进行的一次颇具中国特色探索的样本。它为如何在中国本土实践预重整这个外来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重整积极性，提高重整的成功几率，节约司法资源，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预重整最初是作为一种公司债务重组的工具被采用，而后则成为一种法院认可其重组协议效力的简易重整程序。预重整解决了庭外重组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掣肘问题，并使得重整计划获得了约束所有债权人的效力，从而增加了重整成功的可能性。该案的中国特色在于，预重整是由法院预先指定管理人，提前进入债务企业摸查沟通，而后通过“府院联动”机制进行。由预重整而进入重整，都具有鲜明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特色。

　　该案还提出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法院在预重整中的角色问题。对重整程序我国破产法做了清晰规定，而预重整程序则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受理法院在救治困境企业中究竟是发挥积极作用，还是守成作用？是能动司法，还是中立角色？其二是管理人的地位问题。预重整阶段提前指定管理人，该管理人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其权责利关系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尚需明确。该案是在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功案例，如何借助其经验，建构中国式预重整制度，发挥破产法的救治功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