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考入芗城区法院。当时，在我眼里，法官就是包青天式的人，对这份职业，充满着崇敬和期待。

　　文秘专业毕业的我，刚当书记员时，一个人跟四个审判员，业余时间，还要完成7年的法律专业学习。那时候，母亲病重，我每天单位、医院、家里三点一线。家里的事、案子的事，一件都不曾放下。

　　2002年，我开始独立办案。那时候，因为缺乏办案经验，怕超审限，怕办错案，怕被改判发回，我常常处于焦虑之中。记得有一起相邻土地纠纷案，被告家的猪圈侵占了原告0.6平方米的地，我当庭判决被告返还侵占的土地。3个月后，当我在村里遇到一位90多岁的老大爷，他说的一句话，却让我五味杂陈。他说：那件事虽然结了，但堂兄弟两家人再也不来往了。一个小小猪圈，毁了三代人的亲情。

　　时至今日，我依然深感遗憾。这个案子的前后过程，犹如给我打开另一扇窗户。规则之治没错，但法律背后还有复杂的情感，事实之中还有难解的缘由，一份看上去无可挑剔的判决书，不一定就能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从那以后，我更加注重发现纠纷背后的问题，努力寻找最佳的化解方法。我曾经办理过一个案子，六兄妹书面约定，瘫痪的父亲和患有精神病的弟弟由最小的妹妹照顾。等父亲百年后，父亲的房产全部归小妹妹所有。父亲过世后，哥哥姐姐却主张协议无效，要求分家析产。这起案件若简单判决，省时、省力，但因有了前车之鉴，我多次走访了社区、邻居，了解真相，并分别找到几个原告，我问他们：“你们摸着良心告诉我，对父亲、对弟弟，你们都尽了赡养、抚养的义务了吗？想想你们的小妹付出多少！”在我反复的劝解下，几个原告都沉默了，撤回了起诉。我更加坚信，我们迈出去的是脚步，带回来的是民心；俯下去的是身板，树起来的却是信任。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案子越来越多。刚开始一年结案几十件，渐渐地，两三百件，甚至四五百件。为了又好又快办案，“五加二”“白加黑”，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每天还会有当事人来找，诉苦的、流泪的、吵闹的，什么样的人都得接待。有一次，为劝说一个想要自杀的当事人，我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推门看到老爸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盹。我眼睛一热，说：“爸，你怎么还没睡？”老爸笑着说：“在等你啊，知道你忙，不敢给你打电话。你没回来，爸爸睡不着。”

　　面对家人，除了感恩，我更多的是愧疚。那些年，母亲身患重病需要高额治疗费，我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我也曾经犹豫过是否要辞职，但我又是那么热爱法官这个职业，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更多的人排忧解难！所幸的是，家里人都理解我，最困难的日子就这么熬过来了。

　　很难找到一份职业，让你看到人生百态、感受到喜怒哀乐；很难找到一份职业，让你每天都面对挑战，哪怕同样的案由，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起因，会将事件引向什么样的结局，都需要你的智慧和耐心。每一份裁判文书，必须有缜密的逻辑，每一起案件的审结，都有一种获得成就感的满足和喜悦，这个过程体现了价值衡量的美妙、利益博弈的精巧，我时常陶醉其中，乐趣无穷。

　　做法官这么多年，我也常常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情考验。案子到了法院，有的人就是想托个关系，找个人情，求个心安。遇到说情打招呼的，我除了讲清政策和法律，还会说服说情人助力化解纠纷；碰到送礼的，我也会委婉拒绝；有时压力太大，我就会直接请领导出面解释。我始终记住：在当事人眼里，法官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所以一言一行至关重要。

　　这几年，我在想怎样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领导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于是，黄志丽法官工作室正式成立。从现在来看，效果很好，路子走对了，受到群众的欢迎。我想：要让这种受欢迎的工作模式，走出一条可以复制的路子。

　　我们都知道，司法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不希望大家都变成黄志丽，我希望的是大家都超越黄志丽。当年师傅怎么带我，如今我就怎么带徒弟，没有传帮带是会断代的。领导成立工作室的初衷，也是希望它能成为年轻法官的培训基地，让他们学一学怎么跟群众打交道，田间地头再脏，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坐下去；家长里短的矛盾再激烈，我还是无怨无悔地耐心调处。我想教会他们怎么沉下身子、放下架子，怎么做群众的贴心人。一个法官打动当事人不仅要靠法律的力量，更要有爱民的情怀。

　　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我越来越热爱法官这份职业。当前，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需要我们这一代法官的坚守和奉献。面对改革的大潮，我将同全国法官一道，义无反顾，砥砺前行，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