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年10月13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法定“老年节”。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事实,如何养老日渐成为全民话题。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也向管理层提出了挑战。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

　　“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可以说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

　　在第一个法定“老年节”前夕,《法制日报》记者深入北京、山东两地,探寻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年生活发现,在这些不同的背后,凸显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养老困局。

　　城市养老故事　养老院没关系排不上队

　　“要么轮着来,要么有一个牺牲工作来照顾我们,大家给这个人经济补偿。”

　　昏暗的灯光下,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的一处普通居民楼中,不到60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坐满了人。说话者是曾经的一家之主、现在已年过古稀的郭嘉豪老人,他和老伴秦铃端坐在餐桌前,表情严肃。家里的4个孩子和配偶以及第三代则围坐在周围,互相看着,一言不发。

　　郭家的这次家庭会议的议题就是——两位老人如何养老?

　　郭嘉豪和秦玲退休前均是产业工人,现在每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大约为2500元左右,平日生活尚可以自给自足。随着秦玲因为糖尿病等并发症导致记忆力严重衰退,以及老年躁郁型精神疾病的出现,刚刚做完胰腺癌手术的郭嘉豪感觉他们的生活“需要照顾”了。

　　“我家只有两间小房,请保姆来是没有地方住的,而且一个月保姆需要3000元左右,我觉得负担不起。”记者在海淀区北下关地区的社区医院第一次遇见了郭嘉豪老人,虽然刚进入9月,但老人已经穿上了棉坎肩。

　　老人告诉记者,现在已经不敢让秦玲自己一个人出门了,担心她记不住回家的路。

　　“而且,老伴需要打胰岛素,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该打多少量、打没打过这些重要信息了。”拿着手里的药,郭嘉豪一边摇头一边说着,“是要靠儿女的时候了。”

　　不过,“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郭嘉豪的大儿子郭林向记者坦言:“兄妹4个都是干体力活的,有公交司机、有在酒店干后勤的还有两个都在干出租。挣得少,工作时间长,让我们每天轮流来值班不现实啊。”

　　“我们也试图找过保姆,工资太高的请不起,一个月3000元左右的,人家一看我们家这么点地方,还有我妈的情况都不愿意来。”说起“照顾”,郭林面露难色。

　　“你们没有去养老院看看?那里有人照顾,环境也好。”记者问。

　　“去不起,去不起。”一直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郭家老三郭浩,把话插了进来,“我是开出租车的,最近一段时间就趁着空当给爸妈看看养老院。那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去的地方,环境好些的光入住之前的保证金就要好几十万元,哪有那么多钱啊”。

　　“不是听说可以抵押房产吗?这所房子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好,也是值一些价钱的。”记者刚说完,郭林连忙摆着手说:“那怎么行,这房子怎么能卖,不行不行。”

　　“这房子是要留给我的孙子孙女的,万一谁结婚没有房子,也要有个备用的。”郭嘉豪顿了顿,“把房子抵押出去,就是用孩子们可能一辈子的大事去换我们老两口好一点的晚年,不行不行。”

　　“那附近的老年服务中心或者托老所呢?”记者再次提出了建议。

　　“那里就是多个人照顾,条件还不如家里呢。价钱合适的在大兴区,我们都没法去看爸妈。附近好一点有医生配备的养老院,没有关系,根本排不上队。我们那天算了一下,差不多等到我六十多岁了,才能给我爸妈排上队。”今年刚50岁的郭浩有些调侃地说。

　　“说真的,就是钱闹的。隔壁家的赵家老两口子,都是离休干部,一个月不算各种补助一个人就有将近1万元。现在人家就是踏踏实实地住在高级养老院,哪用这么费心。”郭林有些抱怨。

　　“那你们说怎么办?”一阵争吵之后,郭嘉豪有些生气了。

　　一个多小时后,郭家人终于有了方案,把目前这所不到60平方米的小屋出租,在大儿子居住的附近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之后请钟点工白天照顾,晚上有需要时再由儿女轮流照顾,多出来的租金和小时工工钱由4个儿女均摊。

　　离开前,郭嘉豪仍旧紧紧拉住记者的手说:“我不敢生病了,不能再给孩子们添负担了,家里的十几万元能够我和老伴入土吗?”

　　山村养老故事　村里老人多照顾不过来

　　在这个“藏”在沂蒙山区的村落,年过8旬仍旧上山劳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从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南部的苍山县城经过一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就到了这座隐藏在国家4A级风景区抱犊崮的西南侧的小村落——六合村。与县城内热闹的人群相比,六合村显得很安静,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数是年过古稀的老人。

　　在六合村,晚上八九点家家户户就已门窗紧闭,进入了睡眠时间。灯光熄灭,村庄融入到黑夜中。

　　对于独居在这里的81岁的孟黄氏老人来说,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村里挑水。

　　由于孩子残疾,孟黄氏早早把孩子送到了县里的福利院。“现在老伴儿也走了,我只能自己过了。”孟黄氏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不能挑满一桶水了,而是每次挑两个半桶,一天挑一次,这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最大的体力活。

　　在孟黄氏老人的院子里,有一个用来接收电视节目的电视接收器,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大锅”,能够接收20多个卫星电视台的节目。屋里摆放的是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老人说很少看电视,电视机上已有一层灰尘。电视机已经用了三四十年了,现在只能收一个台,经常有声音没图像。

　　由于儿女均在外打工,在打完水吃了点早点后,孟黄氏需要爬上几十米的高坡侍弄自己的花生田。虽然已是高龄,大概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孟黄氏的身体尚算结实。但由于惯走山路,她和这里的老人们腰、腿和膝盖都有大小不一的毛病,这很可能与常年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走有关系。

　　“岁数大了,原来耕种的山地很多都荒着了。”说着,孟黄氏领着记者向山上走去。秋天的山风有些刺骨,不一会儿,记者便有些跟不上是年龄至少是自己3倍的孟黄氏的脚步,在十几米高的山坡上,孟黄氏每一脚都走得很坚实也很谨慎,“我得小心,不能摔下去,要不然就没人弄地了”。

　　孟黄氏掀起裤腿,一条血痕赫然在目:“你看,我这里是前两天从坡路上摔下来的。”

　　从山上下来,已是中午时分,孟黄氏在家里黢黑的炉灶上煮了些棒子粥,算是午饭。下午,除了喂喂家里的几只鸡,更多的时间孟黄氏需要坐在小凳上,把最近刚刚收获的花生进行整理。

　　“没办法,村里只能尽可能地帮她,避免意外伤害。但这样的老人村里也不少,管不过来啊。”六合村的村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再加上地处山区经济落后,这里绝大多数老人都像孟黄氏一样自给自足,“村里没有条件统一照顾”。

　　孟黄氏告诉记者,这里的老人最怕的就是有个头疼脑热。为了省钱,小毛病都硬抗了过来,只有高烧不退之类的急症才会去诊所。

　　“去年冬天,我正好外出办事,村里有个老人高烧昏迷,当时没办法,只能是她的妯娌拉着辆两轮板车把她拉到几公里外的诊所。真是不容易,拉板车的也快80岁了。”村主任说到这里一声叹息。

　　听说起这件事,孟黄氏赶忙拉起村主任的手,让其摸摸自己的脖子:“你快给我看看,我这脖子一直这么大,是不是还是有啥问题啊?”

　　“没事没事,你这是老毛病了,治不了。”村主任一边安抚孟黄氏,一边转头向记者解释说,“曾经长期缺碘导致的。”

　　即使听了村主任的“官方”解释,孟黄氏仍旧很不放心,喃喃自语道:“我生病,到时候连个拉我的人都没有。”

　　老龄政策不能长期充当“救火队” 专家建议有必要进行专门立法　　

　　“劳我以生,佚我以老”。

　　“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大国,这期间的20年里,我们要筹集多少钱来养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博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社会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养老的钱来自哪里?像农村的新农保,一个老人每个月领的钱,是远远不够养老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碎片化”。而由“碎片化”带来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待遇差”。“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是现状是待遇差特别大。”杨燕绥说。

　　除了养老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外,目前的养老保障同样被指存在缺陷。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任季萍告诉记者,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老年人口规模较大,人口老龄化增速较快,此外还存在着“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现象。因此,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秋霞看来,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老龄政策的法律法规,但作为老龄政策体系来说,仍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老龄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其次,老龄政策法律效力较低。从2012年出台的涉老政策文件看,当前国家层面的老龄政策局限于部委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层面,上升到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的老龄政策很少。目前,国家法律层级的老龄政策只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绝大部分老龄政策在形式上是以‘通知’‘意见’‘决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台。这些文件的效力较低,导致政策的贯彻实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张秋霞说。

　　老龄政策差异同样明显。张秋霞告诉记者,中国老龄政策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地方性老龄政策法规差异明显。一是同城市相比,农村老龄政策薄弱,这也是城乡二元差异在老龄政策领域的具体体现；二是不同经济区域间老龄政策发展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的老龄政策相对丰富多样,中西部则相对缺失。同样是城市的老年人群,也有退休和离休之分,在退休的人群中,由于退休前的职业、身份等不同,退休政策包括退休金差别很大,目前实行的“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一直广受热议。

　　“老龄政策目前需要系统性地调整。目前体系设置不健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涉老政策散见于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覆盖面狭窄。设立相关政策的背景大多是处于形势发展到迫不得已,才匆忙出台一个政策以应对,缺少前瞻性和与国家战略相联系的全局观,也缺少统筹意识和统筹制度性设计,使得老龄政策处于‘救火队’的状态。”张秋霞说,像民办养老机构的土地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水电费优惠政策等分别由国土局、税务局和水电公司等执行,实际上有的部门执行,有的不执行,为此而扯皮的事情并不少见。

　　张秋霞建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为群体法是以“年龄”来界定保护对象的,普适性、原则性的规定无法完全保护不同老年群体的权益,满足不同层次老年群体的需求。目前中国社会已有必要进行专门的老年人立法,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直接规定老年人应当享有的权利。